2016 WINDOC 製片人基礎培訓課程 「萬能製片人」講座紀錄

July 10, 2016

時間:7月10日(日)
地點:撫臺街洋樓
講師:馮都| 製片

 

 

 

大家好我叫馮都,我今天講的部分是身為製片人在製作過程當中要起的一個作用。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兩張圖,這是每年入圍日舞電影節影片的數量,從1985年開始一直到2016年。我們著重看兩個數據,一個是從最早的1985年入圍電影節的數量大概是85部,到2004年的時候大概是1985年的三倍,大約是256部,然後到近幾年又回落到180部左右。我們再來看另一個數據,這是每年申請日舞電影節影片數量,我舉幾個數字點,1992年的數字是250部,到2016年有12,700多部。

 

我再舉一個例子,大家知道很多紀錄片會申請奧斯卡,奧斯卡主委會跟紀錄片主委會,隔幾年就會制定一些新的條例,這些條例是為了讓申請奧斯卡紀錄片的規則變得越來越苛刻,即便是這樣,2006年申請數量還是比5年前要增長了百分之70左右。我舉這些數字的目的,是想告訴大家,現在這個環境越來越殘酷,但也想告訴大家,因為我們現在的技術越來越發達,拍紀錄片的成本也越來越低,有越來越多的人不用花很大的成本,可以拿他們自己的攝像機出去拍,有越來越多的人做一個作品出來,稱自己為導演,所以現在數目會越來越多,正是因為在這樣的環境,我覺得對於製片人的需求和要求也是越來越高、越來越多。我覺得導演當然最重要的是,做自己的一個作品,這是他最關注的,他要表達自己的一個東西。製片人最重要的是,要保證導演和這影片的成功,這是製片人的職責所在,所以在這樣的環境當中,對製片人的要求會越來越高,但對製片人的需求也是越來越多。一個好的製片人,真的能夠幫助導演,在一個這麼嘈雜的環境中做成一個好的片子。

 

 

 

我的製片人成長史

 

接下來我想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背景,我為什麼想做製片人這樣一個角色。我的背景可能跟大家有點不一樣,我是新聞背景。大概在2000年的時候還在讀本科,被學校選去美國CNN進行3個月實習,因為這個實習,我和CNN世界報導維持了約2年的中方特約記者關係。畢業以後的第一份工作,在BBC的上海分社做執行製片,之後我去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學習紀錄片,所以2004年前我新聞方面的經驗,為我2004年之後做紀錄片的製片人打下非常紮實的基礎。

 

2004年畢業後,我都在從事紀錄片製片工作。有幸的是2010年我從美國回來後加入了CNEX,在CNEX做了大概2年製片人工作。這裡特別要提到的,我為什麼選擇做製片人這樣的角色。我做了第一部紀錄長片《南京》,這部片子最後全世界大概走了30多個電影節,也上了院線。這個片子在中國大陸當時創下了紀錄片票房的最高成績,而且也後來得了聖丹斯(日舞)的評委會獎。

 

我以做為聯合製片人Co-Producer這樣的角色加入這個片子,因為講的是中國在二戰時候的故事。有一群西方的傳教士本來就在南京工作,那時候日本人已經要打進來要破城了,當時政府首都南京要淪陷了,但是這群西方的傳教士決定留下來,留守在南京,建一個安全區,救了大概20萬中國同胞的性命這樣的一個故事。因為我是核心創作團隊裡面唯一的中國人,我擔負這個片子當中所有中方的調研,花了一年的時間,負責整個片子所有採訪,還有負責這個片子大概30多人的攝製團隊,在中國為期一個多月的拍攝。值得一提的是,在影片開頭的一小段,我們請來好萊塢的大牌電影明星來扮演這些西方的傳教士,因為我們手上沒有這些西方傳教士的影像資料,可是我們有大量這些西方傳教士當時留下來的信件和日記,所以我們用這樣的方式來呈現、還原他們當時的情景,他們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是人物原型當時寫下來的台詞。

 

我在做《南京》的工作時,發現我的新聞經歷給了我一個很好的優勢,所以做完《南京》以後,我在反思這片子帶給我們很多的成功及榮譽,但是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事情,我在這個紀錄片的航道裡面,我要做一個什麼樣的選擇,我要選擇什麼樣的角色。最後我定下心來,我比較適合也比較喜歡去做製片這個角色,為什麼?我總結了幾點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覺得做製片人非常鍛煉一個人綜合的能力,做為製片人從如何去做這個選題的前期大致背景調查到人物調查、如何制定預算、如何制訂拍攝大綱、如何和導演一起搭建團隊、如何和團隊溝通、如何組織有效的拍攝,到在製作環節當中如何處理各種各樣的難題、如何和拍攝對象保持良好的關係,到最後如何宣傳、如何發行,等等這麼多的事情,都是製片人需要考慮的,所以它非常鍛煉一個人綜合的能力。但是最重要的是,一個製片人他最終使命是保證一個影片的成功,我這些年來最大的感受是,怎麼樣去定義這個影片的成功,通過傳統模式的發行,這片子賣了多少錢,這片子進了多少影展。當然我們要以一個創業者的心態去當一個製片人,但如果我們最後的目的全是為了賺錢的話,真是選錯航道了。我在大陸也接觸過一些製片人,他們覺得做紀錄片是為了得獎,就是為了在國際上得獎,或者是為了衝一個奧斯卡。我碰到過不少這樣的製片,他們手上有錢,但他們考慮這片子能不能得奧斯卡,能得奧斯卡我就做你製片人。不過對我來講,這個片子走了多少電影節,賣了多少電視台,它的終極目標是為了打動觀眾,是為了讓觀眾接受,是為了用你的觀眾去推動社會的進步跟發展。這個對我來講是最終的目的,這也是我的初心,可能因為我是新聞出身的,我對這部分的社會責任感會比較重視。

 

很多製片人會說,其實我們做製片人是在處理很多雜事,這時候我們覺得這個工作特別沒有意義。但我想說的是,當你認清楚製片工作的意義,背後所背負的使命和責任的時候,你再去看待每天所要處理的每一個選擇,你會感覺態度和出發點會不一樣,而你做的選擇的角度可能也會不同,這個選擇可能發生在你製作環境當中的每一個環節,可能在前期、可能在拍攝過程當中、可能在後期。

 

我這裡舉一個例子,《南京》的例子,是發生在我身上的,跟大家分享一下為什麼我說,你背後承載的那個東西對你做選擇的意義的重大。2006年紀錄片《南京》的編輯是我和剪輯師一起在剪一場,描述日本人如何殘害中國人的一個場景,我們從大概近一千個小時的歷史素材當中,去尋找那些最扣動人心的鏡頭,發現了美國一個非常大牌的電影導演叫Frank Capra,他的一個日戰時期的一個紀錄宣傳片《Why We Fight》,他裡面的一組鏡頭。對我來說這裡面最有震撼力的鏡頭是槍決現場的那個鏡頭,這顆鏡頭當然在片子裡面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一個作用,9個月以後,我還是在剪輯室裡面跟剪輯師,片子快剪完了,那個時候已經入圍聖丹斯,我們還有一個星期就要交片了。就在這個時候我之前一直聯繫的一家檔案館,我聯繫了基本上全美國跟日戰有關係的所有檔案館,但這家檔案館是一個很小的檔案館,一直沒有給我回信。就在那節骨眼上他回電給我說,你們找我們要的素材,我們這裡有一些發給你們看,我說好,他給了我提供的素材,然後其中包含這樣幾張照片,大家注意看一下第3張和第4張照片,跟剛才的那個鏡頭,其實是同一個鏡頭,但是開槍的真是日本人嗎?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在剪輯室裡面就引發了很大的討論說,這個怎麼辦,但是Frank Copra這麼的大牌都用了這樣的鏡頭,我們用應該沒有人會被發現吧!我當時特別特別後悔我聯繫了那家檔案館,要是那時候沒聯繫那家檔案館就不會出這件事情。我覺得作為一個製片,我做了一件負責的事情,我在美國找了一位,專門研究二戰期間各個國家戰俘的專家,我把這些照片發給他,果真確認這個是中國人自己開的槍,被殺的也是中國人,最後沒有懸念,我們把這組鏡頭拿掉了。

 

我剛才為什麼講說,我們做的每一個選擇背後其實乘載了意義,做一個製片的意義是不小的,這些年經驗告訴我,作為一個製片人,最終要對觀眾負責,也要對社會負責,任何從獵奇和功利角度所做的選擇,最後都經不起觀眾的考驗。但反過來講,從正義和有擔當的角度出發做的選擇,作為一個製片人,他的工作就非常有意義。我知道今天要講的是萬能製片人,請大家先想一想,我們想到萬能製片人的時候,首先想到要做的是哪些工作。

 

我覺得在座的各位特別能抓住核心問題,很多人聽到製片就說,是去籌錢的、是去找錢的、是去做預算的,或者覺得是要去賣這個片子的。我想講的是,這些工作很難、需要經驗的積累,需要時間的積累,但是當認清楚一個製片人工作意義在哪裡的時候,我覺得會有很大的一個動力,去想各種方式來解決問題,而那個動力本身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它會讓你發揮各種各樣不同方法去解決問題。比如說在拍到一半,錢沒了的時候,可能對有的人來說是一個無解的問題,但如果你想到這個片子最後是要取得怎麼樣的社會影響,你會去用一種開拓的思維去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那麼像剛才提到的預算問題,我想舉一個特別打動也啟發我的一個例子。2012年有一部轟動一時的紀錄片叫《尋找小糖人》,它獲得了奧斯卡紀錄片獎。這部片子最後獲得大概600萬美金的票房,在紀錄片歷史上是一個非常輝煌的成就,但是很多人其實不知道,這個製片人在拍攝當中也碰到了我剛才講的問題,就是他們沒有預算了。那個時候怎麼辦,他們最後是用iPhone上一個八毫米膠卷效果的App拍的,那個App大概兩美金。所以為什麼在工作當中,我們要解決各種各樣的問題,當你有足夠動力時,我相信你會想盡各種辦法,這真的是很能提高你綜合能力的一個渠道。我剛才有講,可能我們首先想到紀錄片製作人,是需要做籌款、做發行,需要跟錢、跟公關、跟版權打交道,除了發行和宣傳之外,製作過程當中最核心的工作,是怎麼樣幫助導演去講好一個故事,去拍好這個電影。我最近在修一些心理學方面的課程,我覺得其實學心理學對於製片來說是非常有好處的。心理學裡面有一句話叫做「生命在於關係」,我們在做製片工作的當中,在處理每一件事情的時候,其實在和不同的人發生關係。而在拍一個片子的過程中,最重要的關係是和導演的關係,所以接著下面的時間來講做製片的角色,和怎麼處理好跟導演之間的關係。我覺得只有處理好這個關係,才能夠真的幫導演去講好故事,才能夠真的做好一個影片。

 

 

 

製片人和導演如何共事/共識

 

我接下來用幾個比喻,總結一下我體會到跟導演的關係是什麼。首先你們是夫妻關係,為什麼這樣講,你們一定是因為愛而結合的,你們為什麼會相愛,一定是你們對共同選題有熱情有興趣。比方有一個導演說,我今天要拍一個前奧運冠軍,這個奧運冠軍退役了以後特別落魄,落魄到找不到工作去做房產仲介,我覺得太有意思了,然後製片人跳出來說,那個奧運冠軍是我以前崇拜的偶像,我是他的粉絲,我們一起做吧!往往是這樣,他們懷著滿腔的熱情,於是一拍即合,簽訂契約,共度終生,但是他們往往沒有意識到他們走向了一條不歸路,因為路上會碰到很多荊棘。

 

我也看過很多導演和製片最終沒有辦法走到一起,一半的時候可能製片人說沒有辦法合作下去我離開了,或者製片人說我要換一個導演。這種情況我看到過很多次,但是對於他們共同的結晶也就是影片來說,這種分手對影片的殺傷力是很大的。那麼問題到底出在什麼地方?離婚的問題可能都出在夫妻感情不和,他們沒有很高的契合度。這個契合度的基礎在什麼地方?我自己體會到,導演和製片人他們合作的基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在影片開始的時候打下一個非常良好的基礎,一個溝通的基礎,對這個影片共同的社會價值和社會使命的一致的認識。當然如果說一個導演和製片人,導演說我覺得這個選題非常棒,我希望通過這個選題我成名,然後製片人說我也覺得這個很棒,我覺得這個選題一定會賣座。這樣他們兩者的出發點其實是很功利的,而且兩個人的出發點是不一樣的,最後這個片子很可能沒辦法做到最好,會很可惜流產,雖然是一個非常好的選題。

 

所以為什麼說導演和製片人他們合作的基礎,是他們對社會價值有非常共同的認識,他們的確是要花三年五年,或者更長的時間去共同走上這條道路,只有當他們對於這個片子的社會使命,有共同認識的時候,他們才會努力往一個方向去使勁,而且一開始的溝通是一個成熟的溝通,是一個成熟的開始,也是一個相互尊重的開始。假使說今天有一個很大牌的導演說,我今天想讓你幫我做我的製片人,我需要你幫我去做籌款,我需要你幫我去做發行,但是為什麼要拍這片子我不需要你知道。那我會跟導演說,對不起我沒有辦法跟你一起合作,雖然我很喜歡你的選題,但是我覺得那不會是一個彼此尊重的開頭。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我接下來會舉我自己的一個例子,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一開頭知道我們為什麼要拍這部片子,我們共同對這個事情達成一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2012年我接了一個案子叫《Maine-Land》,是講一群中國小留學生到美國去留學的故事,我當時對這個選題特別有興趣,因為我知道現在在中國留學潮非常非常的火,尤其是越來越多的家長把他們的小孩,在很小的年紀就送到美國去,為什麼呢,我覺得這是源自於中國家長對中國教育體系已經完全失去信心,但他們把孩子送出去以後,孩子所面臨的價值觀,他們所面臨的思維體系和對母國的認識,是不由這些家長所控制的。所以這些孩子背後承載的這一代,中國新的這一代,可能是2000後或者是2010後這一代,他們會對中國的未來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我以為我們要拍這樣一個片子,一開始溝通的時候,我一直覺得我們是在拍這樣一個片子。

 

結果一直到拍攝中期我才真正地意識到,最根本是導演想通過這些小孩講中西方文化的差異,聽起來很像但其實是兩個故事,我剛才有講為什麼前期溝通那麼的重要,因為我的理解,我在中國找的一些funders,人家不可能一下子把所有錢全都給你,他們給了一些起始的資金。有一些是教育機構,因為他們認同我一開始跟他們講的這個片子的理念,他們也承諾了要給多少錢,但是當影片拍攝當中,他們看到的素材跟之前講的不一樣,他們就說我們不願意再繼續投錢了,就會面臨這樣的困境,所以這部片子我們籌款非常的不順利。為什麼說一個好的溝通是好的開始,這個溝通當然不可能是導演和製片們見一次面就把事情談清楚,不是這樣子。對於導演來說,要花時間去想清楚這個片子到底要做什麼,也是要花一個很長的一段時間,所以會有一段時間的磨合。但是沒有關係,只要你們在磨合,只要你們在溝通,這就是一個好的開始。

 

 

製片的視角

 

那在影片開頭,做為製片人的角色還是要想清楚這幾件事情,一個是我們這片子能不能籌到錢,當然不是說籌不到錢,很好的一個片子就不拍了,《Maine-Land》還是繼續在拍。我們有沒有足夠和被拍攝者之間的信任和拍攝權限,我舉個例子,我最近剛完成的片子叫《我只認識你》。在一開始做提案的時候,我們剛剛開始拍攝,拍攝的是一對差不多90幾歲的老人,講他們兩個人之間的愛情故事,而且主要是那個老伴,患有大概10年的認知症障礙,就是失智症,中國叫老年癡呆症,台灣叫阿茲海默症,這樣的一個故事。一開始拍得時候,在片花裡面看到拍攝者和被拍攝者的距離還是比較大的,所以一開始提案的時候,台下就有commission editor會提問,你們這個access到底有多好,因為這個access決定了你片子拍攝能夠拍到什麼樣的素材。我當時就保證他們,因為是家庭的成員,只要有足夠時間,我們相信絕對能夠取得他們的信任,絕對能夠跟他們有個很親密的關係去拍攝。這個拍攝的關係不是說,他今天同意讓我拍,那就是一個好的信任一個關係,不是。

 

還有就是觀眾會不會喜歡看這個片子,因為你代表了觀眾,所以你要問自己這個片子會不會有觀眾要看,這個觀眾是哪裡的觀眾,是本國的觀眾還是國際的觀眾。我想講的兩點是,假使說在做片子之前,你也想要這個片子走到國際市場,我總結這故事應該要符合兩點,一個是你的故事要unique,另外需要universal。unique指的是它要獨一無二,比如《南京》的獨一無二,不是這個南京的故事在美國沒人聽說過,這就是獨一無二,不是。那個獨一無二,一定是在你本文化裡面都覺得這個故事是沒聽說過的,或者有獨特地方的,那個unique那個才是獨一無二。

 

另外一個universal,就是它需要能夠跨國界、跨文化,你的片子裡面有東西讓全世界的人都能夠找到共通的地方,比方說《我只認識你》這個愛情故事,愛情是共通的,老人問題是共通的,每個人都會變老,這些都是共通點,很好跟觀眾去做結合,即便那個觀眾不是你本國的觀眾。然後為什麼要在當下來拍這個片子,就是可能拍一個歷史片,但是這個歷史片對於當下沒有任何的意義,那為什麼觀眾今天要買票來看你的片子。最後一個我覺得很重要,很多導演都會忽視,是我們是不是用電影語言來講故事,因為很多片其實我覺得選題非常好,但是它不適合用紀錄片來講,它是一個論文,更適合用文字形式來講,尤其很多導演希望通過他的片子,去傳達很多的信息,像這樣的片子可能就不適合用電影語言來講。電影是講故事的,沒有必要去把很多的信息去講清楚。我們中國的導演跟西方的導演在想問題的時候可能有差別,我們在想一個故事、想一個議題的時候,我們會更多地想一個面,但是西方人在想一個故事的時候會更多想一個點。我們想一個面的問題在哪裡,我們會想到很多,會覺得要講很多很多很多,但是當你把那些都想辦法擠進電影的時候,會發現觀眾都看不懂了。所以怎麼樣去訓練自己,用電影的方式去講好一個故事、去講一個點,其他的東西只要是這故事裡面能夠帶到的話,其實觀眾感受的到。片子真正的力量就是你打動了觀眾,觀眾會用他自己主觀的能動性,去做那些功課,去找你所說的那些信息,那你的片子就成功了。這些是我覺得做為一個製片人,你需要在影片的開頭跟導演討論的問題。

 

第二層關係,家長和孩子的關係。很多製片人會跟我講說,怎麼製片人跟導演的關係會是家長和孩子的關係,我覺得導演才是家長,我們都不敢跟導演講話,導演一人獨大,就是導演讓我們幹嘛我們就幹嘛。我這裡指的家長和孩子的關係是製片人的一種心態,要以保護導演的心態去跟導演合作。你要讓導演所做的是將所有精力都放在藝術表達上,其他的事情你都要幫他處理,你要主動幫導演想很多他接下來可能面臨的問題和需要處理的事情,這是一個心態的變化,只有當你主動去幫他解決那些問題的時候,才能最大程度上保證他的時間都是用在藝術創作上面的。

 

這裡我指的保護導演有幾層意思,第一個利益上的保護,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預算和籌款,還有版權的發行。沒錯,國際上有挺多大的製片公司,在和導演合作的時候,利益上是壓榨導演的,因為他知道導演通過一個作品,可以成名可以取得很多的榮譽,所以在經濟上尤其是對於剛出道的導演會比較壓榨一點,會想辦法取得經濟利益的最大化,這個我覺得無可厚非。但是當我們是獨立紀錄片製片人的時候,我們最後是對這個社會負責,是對觀眾負責。從這層面上來講,導演的經濟利益當然也是需要你來保護的,所以在做預算的時候,千萬不要忽視掉導演的工資,也要算你自己的工資。很多製片人會把這個部分忽略掉,導演也會忽略掉。導演說我們只要能拍完就好,不管付出多少時間都沒有關係,免費的,那我也是免費的。不對,你一定要把你的工資算在裡面。我一般會給導演算百分之十五,如果成本特別低的時候算十,多的算二十。在籌款的時候,很多人都說,我要是能夠籌到這個片子製作的資金就已經很不容易了,還要我去籌工資,對,請你不要停下來,因為你們真的需要這個去過活,做這個航道已經很辛苦了,我們真的需要讓自己也有錢去買我們想要的東西,也需要養家。我這裡講的是利益上的保護。很多人都說籌款是很難的一件事情,那怎麼辦,我後來想到的是去找一些其他商業片子的機會,跟導演一起合作,通過這方面去補足導演他經濟上的需求,比如說《Maine-Land》這個片子,我就跟導演找了好幾個商業的小紀錄片跟導演一起合作,一起做了一個大概100萬美金左右的一個委製的紀錄片。從這方面就最大程度上保證了導演有錢能夠繼續拍下去,這個我覺得是製片人他需要考慮的事情。我們經常不去想這個層面,因為其實現在有很多商業機會在那邊,我們很多人其實都是靠做商業來養我們自己的片子,那如果你和一個導演合作的話,這個層面上我希望大家多做些考慮。

 

製片和導演的共同關係體

 

第二件事情的保護,是在每個製作環節之前非常細緻和主動地為導演做準備,這個我覺得大家可能都有經驗。雖然做紀錄片在拍攝和後期的時候,會有非常多不確定因素,但是你的計劃一定要做得越早做得越細越好,提早去設想可能發生的問題,和提早去準備解決方案。這個能力非常重要。比方說我們在一個拍攝之前,要跟導演制定好一個非常好的拍攝計畫,包括我們大概要拍幾天、會用哪些設備去拍攝、要拍哪幾個場景、要做哪些採訪,這些都要跟導演一起列,我覺得一個比較有素養的製片人,要幫助導演一起去列每一個採訪提綱。我們很經常的扛著一個攝像機就去拍了,其實之前真的有很多事情要想明白,在拍的時候才會更加順利。還有就是怎麼樣去安排團隊的食宿、交通、場地和對象的授權書。這裡我舉一個例子,我在學校的時候,老師花很多時間讓我們訓練做call sheet,現在有很多拍紀錄片都不做了,就是要做通告單,尤其是碰到大的攝製團隊的時候。我們《南京》的攝製團隊有30多個人,每個人在前一天晚上,第二天早上通告前都會收到一張單子,說明第二天早上通告幾點集合。這個單子上有我們今天要用哪些設備去拍攝,日出、日落的時間,哪怕今天不拍日出、日落,你放一個時間在上面,可能導演突然間想到,要拍一個日落場景,你就知道日落是幾點鐘。你今天的拍攝計畫、所有工作人員的聯繫方式,這是最基本需要涵蓋內容。我覺得哪怕是一個小的拍攝,哪怕就是你跟導演兩個人之間,在這之前用這種方式去做一個思考是很有幫助的。我跟大家分享一個我的經驗,就是在每一次拍攝之前,做為製片人我會想得很細,想可能會發生哪些事情,我的方式是像過電影那樣去想,比如說我們這次拍攝三天,每一天從早到晚,拍攝時候可能會發生的事情。我在拍攝之前三五天就開始想這些事情,通過這個訓練,會想到可能會遺漏哪些東西,然後提早做準備。只有這樣的訓練這樣仔細地安排,才能夠在拍攝時候,讓導演完全處於非常放鬆的狀態,他才可以用一種非ㄋ常放鬆的心態,去完全投入他的藝術創作當中。

 

剛才我所說非常細緻的準備,其實是在你整個製作環境當中,每一個環節都可能出現的,都可能需要你做這樣的準備。我舉一個例子,2009年我參加了一部紀錄片叫《Hollywood Complex》的製作,這部片子講述的是一群美國從四面八方來的小朋友,他們都有成為好萊塢明星的夢想,所以他們和他們的家長就跑到好萊塢,參加一個幼兒明星的全能培訓營。他們放棄了學業在那邊訓練,等待被大的電影公司找去面試的故事。2009年美國經濟極度的低靡,是不可能籌到款的,所以這個片子非常低的製作成本,都是我們自己掏錢來做,跟前面的《南京》相比,《南京》是200萬美金預算,這個片子是沒有預算。《南京》最後的後期剪輯是我們有兩個剪輯房間,四個剪輯師,但這個是在導演家裡剪的,是非常簡陋的環境,但就在這簡陋的環境裡面,你還是要做足準備。我們做電壓測試,就是測電壓負荷會不會在剪輯過程當中跳電,我們的素材會毀於一旦,所以我們想到之前要做這樣一個測試。所以說為什麼在提前你能想到的事情,你都要提早做準備,而這個事情是做製片人所要訓練自己的一個能力。

 

接下來的一層保護關係是非常重要的資源上的保護。這個資源上的保護我覺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為做一個紀錄片光靠導演和製片人是不夠的,我剛才簡單提到了一些經濟上的資源,但我這裡最想講的是智慧上的資源。有很多有經驗的導演,大家可能都覺得他們不需要資源,他已經有非常成熟的團隊一起長年合作,但是對於來說一些年輕的,相對經驗比較少的導演,他們會需要很多資源上的幫忙,比如說好的攝影師、好的剪輯師,甚至好的錄音師,在資源上會給導演很大的幫助。即便是很成熟的導演,我覺得他們還是需要智慧上的幫忙。這裡我想說的是,這個資源一定要是對的資源,只有對的資源才能夠保護導演藝術上的表達,錯的資源反而會沒有辦法保護導演。

 

我們會在片子一開始會做一些提案,取得一些基金,做一些籌款工作,給片子找資源是製片人要做的事情。《我只認識你》這片子在2012年的CCDF拿了最佳提案獎,還參加了香港的HAF,Asian Side of the Doc也拿最佳提案獎,miDA導演計畫。在最開始溝通的過程,整個提案過程,我覺得是確定我們到底想講一個什麼樣的故事,也是我剛才講的,建立導演跟製片人一個合作基礎的一個關係非常好的一個渠道、一個流程。我們在整個提案走完之後,從一開始其實導演想拍的是剛才那個老先生,他背後所承載的一代,中國的老一代知識份子,他們儒雅的生活態度,一直到最後我們講的是一個他們兩個之間的愛情故事。這當中大概經歷了我跟導演幾百個小時的討論和溝通,最後確定了這樣一致的方向後再繼續往前走,然後我們拿到了Brit Doc, Sundance, IDFA Bertha Fund和Good Pitch。這裡面的支持和資源,不僅僅是金錢上的資源,很重要的資源是智慧上的資源,因為這裡面有一些資歷很深的紀錄片製片人、導演。即便是基金會裡面,他們給了你錢以後,他們其實也特別願意,在你片子後期,比如說做粗剪的時候,給你一些建議跟意見,所以我覺得這些是非常好的資源。

 

 

保護導演,也是保護自己和影片

 

下面一層保護,對導演的保護是法務上的保護。作為一個製片人來講,你需要簽很多的合約,比如說你要簽和電視台的合約、和基金會的合約、和授權單位的合約,還有和合作者的合約是我們經常忽略的。我這裡舉一個例子,我在做《南京》的時候,那個時候其實到現在為止,在美國做紀錄片,我們和合作者之間也不簽任何合約,可是因為我得到了教訓,所以在這件事情上我是長一智。我們在做《南京》的時候,當時請一個副製片人,這個副製片人所要做的工作是整理這個片子的劇本和搜集這個劇本所需要的一些素材。但是不曉得哪根筋搭錯了,在做了一半的時候,這個副製片人跳出來說,你們要給我導演的頭銜,要不然我不做,之後他居然把這兩位導演告到美國導演協會去,我們當時非常的頭痛,花了幾百個小時的時間,十幾萬的美金。最後導演協會的仲裁撤銷了他那個訴訟,最後這件事情才過去。就是因為我們當時沒有跟他簽訂協議,沒有把權利義務寫清楚。我們有句話叫親兄弟明算帳,即便是跟你合作關係良好的合作者,我現在覺得還是需要把基本權利義務都寫清楚。這件事情很多人會忽略掉,尤其是在國內,在美國很多人也都會忽略掉,但我覺得去做一個這樣的工作非常重要。還有包括你放映的時候,跟每家放映單位要簽一個協議,就是你的素材是歸屬權在誰,及這個放映的版權是歸屬在誰。還有另外我舉一個例子,我們在拍攝的時候要跟拍攝對象簽授權,拍攝的場地也要簽授權,但是片子當中的音樂,還有包括你用的素材也要去做授權。我舉這個例子,2008年在美國south by south west有一部很轟動的紀錄片叫《The Wrecking Crew》,講美國60年代的一些簽約音樂人的故事。

 

那個製片人忘記要給這裡面音樂人的音樂付版權,所以這個片子一直沒有發行。在2013年,他們發起了Kickstarter的一個眾籌的campaign,大家猜一下這個眾籌campaign多少錢,25萬美金,就是為了支付這個音樂版權。所幸的是,這個Kick starter的campaign成功了,所以在2014年夏天,這部片子得到發行,是這個片子完成以後的6年。所以為什麼,你看製片人的工作很瑣碎,這些事情都要考慮,但其實如果你不站在一個保護導演的角度去考慮這些問題的時候,最後導演和你整個影片都會蒙受很大的損失。

 

後面一層關係,我剛才講到他們是家長和孩子關係、夫妻的關係,那是夫妻的關係他們一定也是冤家的關係。尤其是在大陸有很多製片人,他們很怕得罪他們的導演,所以他們從來不跟導演提反對聲音,尤其碰到大牌導演,導演是一人獨大,但是我覺得導演他做他的東西,他要尊重他的藝術表達,他要保護好他的作品。尤其在中國的片子最後都屬某某某導演作品,他要對自己的作品負責,這是沒有錯的,但是大家通常會發現,導演會陷在自己的素材裡面,會陷在自己的拍攝對象裡面。當拍攝了幾百個小時素材以後,會覺得很迷失,他覺得什麼都想要,但正是這個時候,是製片人要顯現作為的時候,因為你代表了觀眾。因為導演在那個階段他會故意或者不故意,去忽略掉那個觀眾的需求,他考慮的是更多的他想要表達的東西,那因為出發點不同,你跟導演會有分歧。我覺得一個合理的衝突,合理的不同意見,反而會帶來一個健康的製作環境。有的製片人會跟我講,這個真的很難,尤其當碰到一個非常有經驗,自尊心非常大的導演的時候,你說什麼他都聽不進去;或者你碰到一個沒有經驗的導演的時候,你會覺得說什麼他也都聽不明白;或者你會覺得,作為一個製片人我要代表觀眾,但是觀眾想看什麼,其實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說的對不對。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暫結語

 

我總結了幾點不知道對大家有沒有幫助。第一是做為製片人,你要鍛鍊自己代表觀眾的眼睛。這個怎麼鍛鍊呢?就是你要放下你是紀錄片工作者的身份,放下自己的高學歷、高成績,很多東西你都要放下,要把自己完全放在一個普通老百姓的位置上,去享受你看到的這些素材,享受那個影像背後所傳遞給你的真實。你要代表的是普通老百姓,他背後所代表的那些很普通的學歷學識和他們的興趣還有他們的專注力。我這裡引用一個我自己很深受啟發的廖桑(廖慶松),侯孝賢的御用剪輯師,也是我們CNEX一個特別棒的顧問,我覺得廖桑看素材的力量實在是太強大了。他曾經說過,你要用心去看你的素材,而且要用一顆善的心去看那個素材,把其他所有的東西都放掉,就看那個影像背後傳遞給你真實的力量,因為那個力量是觀眾能夠感受得到的。當你在看你的東西的時候,會帶著你自己固有很多的想法和思維,你看到的那個東西其實不是觀眾能夠感受得到的。

 

我們在學紀錄片的時候,紀錄片老師經常跟我們講說,我們做片子是要給美國17歲的看,不是美國,全世界17歲的中學生大概那個層次的人要能夠看懂,你這個片子才算是能被看懂,所以把自己放在那樣的一個位置去看,來鍛鍊自己作為觀眾的眼睛。還有一個方式是,我們有時候在粗剪完以後,大家也會不自覺得去做這樣一些嘗試。就是我們去做一些test screening,請來一些觀眾來看我們這個片子,看他們的反應怎麼樣,但在做test screening的時候,特別注意一點是你要作為非常有保護性的test screening。我吃過很多的虧,因為你隨便找來一些人,他們提的意見到底是聽還是不聽,有的時候很糾結。導演也不一定相信那些人的意見,所以你去找一些什麼樣的人,這些人他們首先要能夠代表觀眾,你要判斷他們能不能代表觀眾,而且導演也要能夠相信這些人的觀點,找你覺得比較能信任的觀點的人,不需要很多的人。我覺得可以去做這樣的嘗試。

 

第二個體會是,不要怕分歧,不要怕你會講錯,就是好像你自己也不確定你講的東西到底是對還不對。我覺得你也不要怕去得罪你的導演,我覺得當導演感受到,你整體跟他的關係是保護他的、是尊重他的、是信任他的時候,那即便是再大牌的導演也需要思想的碰撞,所以不要去害怕你跟他有分歧。說到底如果製片人能夠幫助導演去講觀眾更喜歡的故事的話,你其實最大程度上是保護了那個導演。

 

另外一種方法是,尋求第三方的意見,尤其我覺得這個第三方最好是你團隊內本身專業人士的意見,而這個專業人士最好是從你的感覺,比較能夠代表觀眾的。這個角色對我來說,一般是監製這樣一個角色,有的時候他在紀錄片裡面的經驗能力,可能比你和導演都厲害一些。比如說我們在做《我只認識你》的時候,當我跟導演有分歧,碰到僵局沒有辦法達成妥協的時候,我們會去聽Jean的意見,我們會去跟Jean討論,因為一個剪輯師其實是特別代表觀眾的眼睛,所以她提的一些建議我覺得非常的好,但是這些溝通一定要是在一個非常良性的健康的環境當中去溝通。

 

最後一個我的體會是,你要去選擇戰場,尤其我覺得跟大陸導演合作,尤其男性的導演,他們很多人真的是自我意識挺重。以前我還挺aggressive的,我覺得我的意見是正確的,我跟他們有意見不對的時候,我會跟他們去提出來我覺得不同的意見,但現在我覺得對於這樣的導演真的需要做更多的保護,現在我學得比較聰明一點,碰到這樣的導演即便是我跟他意見可能不一樣,但是我會用我最大的方式去幫助他,去嘗試他想要走的那條路。有的時候你幫助他實驗完了以後,可能實驗結果不對,他自己就放棄了,但是他看到的是,你跟他是一種齊心協力的一種關係。當你真的要堅持某一點,你覺得這一點一定是對的,你要堅持你的立場,就是這個時候我是堅持的,我不放棄。

 

我剛才講了幾層意義上的導演和製片人的關係,一個比較理想的關係,我腦海中出現的應該是導演和製片人他們兩個人在共同跳一段非常美妙的華爾滋,他們兩個人的關係應該是有,你進我退、你退我進的關係,一起共同期待這個華爾滋的結束,音樂結束,一個很完美的謝幕就是這個影片的完成。在片子的過程當中,也許會互相踩腳,也許會有衝突,但是最後會回到和諧的位子上來。我講這些是因為,只有當你真正搞清楚你和導演之間關係的時候,你才會更好地擺正你的位置在哪裡,才能更好的知道,做為製片人你應該要做些什麼,來幫助這個導演去講好故事,幫助導演將這個影片做到最好。我引用我在做《南京》的時候,我的導演也是獲2次奧斯卡獎的一個美國特別好的一個紀錄片導演Bill Guttentag,他也是我人生非常重要的一個導師,他跟我講過一句話:「You always make the best film you can and the rest will come」。其實對製片人也是一樣,就是說你要把你的重點放在,做一個你能做的跟導演一起做的一個最好的影片,當然你也需要努力去做發行去做宣傳,但是當你有一個好的作品的時候,你後面的一切都會來的。

 

那最後我想用一點時間去跟大家分享,因為我比較看重做製片這個角色他背後承載的社會責任和社會使命,所以對於影片的社會影響力我是很看重的。以前我們衡量這影片的社會影響力,也都是通過傳統方式,這個片子賣了多少電視台,這個片子走了多少影展。直到做《我只認識你》的時候,我們用了一些新的方式去嘗試,去衡量這個影片的影響力。用一個很俗的詞叫outreach,做outreach就是說你要把這個片子,和跟片子議題相關的一些特別的目標人群去做結合做合作。一開始在做這個outreach之前,我其實特別排斥這個概念,因為我覺得製片人實在是太苦了,我們要承載的角色已經是很多很多了,為什麼還要要求我們要去花幾年時間做這樣的事情。剛才講了那麼多,現在來回看一下我們做製片人已經要做那麼多的事,可能我列出來那些事情還是會有遺漏的,我希望在等會講的這些紀錄片製片人所要承擔的角色的最後,我們能給至少製片人自己一點掌聲,因為我們知道這真的是很不容易。我們首先是藝術家,你要做的是一個藝術作品;我們是募款人,我們要像和尚一樣去化緣;我們是管家,我們要處理這個production裡面的所有事情,我們要管人要管事要管很多很多,還要管很多的雜事,反正只要是導演不願意處理的事情都是我們的;我們是會計,要去算整個影片的預算,我們籌到多少錢;我們還要是公關,我們還要去處理各種各樣的,要去賣我們的片子,包裝我們的片子;我們是法務代表;我們還是律師;我們還是銷售,去賣我們的片子。所以我們真的還要做outreach嗎?掌聲呢?

 

所以我們真的還要做outreach嗎,但其實我是被逼的,因為我們在做《我只認識你》的時候,我們參加了Good Pitch,因為這個片子的確背後承載的社會議題可以做一個很好的showcase。那因為參加了這個Good Pitch,我們也接觸到了一些跟這個片子議題相關的NGO團體,開始讓我往這方面去想,也許可以去試試看。真正觸動我的是他們給錢了,就是Brit Doc給了我們一筆BBC Connect Fund,我們必須要用這筆錢去做outreach,為了這個我還特地寫了一個proposal,本來以為我寫這個proposal,寫了不一定會給我錢,最好還是不要給我錢,最後他們給錢了,所以我還是必須要去做這件事情。我寫的這個proposal,是因為這個片子它背後的養老問題,空巢老人的問題,就是沒有子女在旁邊的,還有認知症障礙老人的這些議題。在大陸的政府底下有一個最基層的職能部門叫居委會,我不知道台灣有沒有,它是社區底下的一個街道一個居委會,這個居委會他知道整個社區街道裡面,哪些人群是需要幫助的,哪些是殘障人士,哪些家裡面是有需要養老的,哪些老人是子女不在身邊的,有哪些有認知症障礙的老人,然後社區會提供一些資源和幫忙。我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載體,我們把這個片子引進這樣不同的社區,通過社區把這些需要幫助的人群和這個社區裡面其他的人都找出來,看看我們一起能夠做些什麼樣的事情。

 

3月26號我們進行了第一場社區首映,在這種被逼迫的壓力之下,我們現在已經走了大概十幾個社區。我完全沒有想到這個結果非常出乎我意料,因為我們在放映的時候,第一場放映特別的不習慣,底下做的都是普通的老百姓,上海人沒有看紀錄片的習慣,他們看片子的時候在大聲的跟對方講話,她怎麼又這樣了、她怎麼又忘了她老公了,就是講這樣的話,還會笑出來,很影響觀眾。我甚至於都想去跟他們說輕一點,後來導演拉住我,導演是我表姐,說不要不要不要,其實這樣是他們的一種表達方式。我看完以後才發現,他們真的很認真的看我們的片子,是因為他們看進去了,所以才會有那麼多的表達跟抒發,他們提了好多好多我完全沒有想到的問題。

 

比如說有一個觀眾就站起來說,我們怎麼樣預防老人痴呆症,我覺得我也有一點這個苗頭,怎麼樣去預防,這樣的一些問題。我們在做社區放映的時候,會請醫生請一些研究認知症障礙的學者,或者我們會請一些人大代表,大陸有人大代表研究專門議題,一起來參與這些討論,所以當場醫生馬上告訴他們有哪些資源可以去找。也有人問說,我們可不可以當志願者,我們願意去幫助這樣的人群,馬上就跳出來好幾個志願者,像這樣的場景。然後社區的領導說還有哪些事情我們其實是可以做的,我們看了這個片子深受打動,有沒有事可以做的。就是說一個片子它打動了觀眾以後,那個背後散發出來的主動要去推動社會往前發展的那種能量是完全不可忽量的。這個是在社區的放映。我們在上海有很多的醫院做了放映,給醫院工作者跟專門做認知症障礙的醫務工作者做了放映。我們還在上海的好幾家藥廠做了放映,之前完全沒有想到。我們有一次放映,那個藥廠底下的科學家全都是研究阿茲海默症用藥的醫生,他們看完以後很多都流眼淚說,我們以前從來沒有這樣近距離跟我們的患者面對面的接觸,我們不了解他們的生活狀態,我們苦哈哈的在實驗室裡面研究我們這個藥,十幾年我們也不知道我們研究出來這個藥,到底會不會有效果,但是看完這個以後我們深受鼓舞,覺得我們做這個東西是非常有意義的。就像這樣的動力,我們辦完以後也非常感動,他們給我們鞠躬,我們也給他們鞠躬。

 

我們還會去學校、去NGO做一些合作放映,我做過一次很有意思的學校放映,這個學校裡面有一個社工系,台灣可能也有,這些學生他們畢業就是要做社工,他們用社工角度去看這些老人,看還需要做一些什麼樣的東西。當場下面的討論就是我們可以做什麼,我們還可以發起一些什麼樣的項目,馬上一些碰撞就出來。前兩天我剛去參加了一個認知症好朋友的啟動儀式,台下原來不知道中國有那麼多跟認知症障礙有關係的NGO。我放了片花以後,他們就特別特別的激動,因為他們覺得他們其實也在做同樣的事情,可是他們沒有好的資源去打動觀眾,紀錄片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工具讓他們去使用,去打動他們的目標人群,讓他們去產生更大的力量。所以馬上就有好幾家NGO跑上來說,我們再做一次放映吧,我們再做合作吧,像這樣的事情越來越多越來越多。今年9月份在上海會做一次700人的放映,這個放映是上海的一家公共衛生的雜誌社和上海衛生局聯合舉辦,他們會把大概全市和醫務界跟認知症障礙的醫務人員全部請來,一些雜誌社代表、一些比較稍微有點層次的老人團體都請過來,也會做很多這樣的討論。

 

會做大型的這種放映,對我作為一個紀錄片工作者來說,我的滿足感和我的成就感是前所未有的。而本來承載在我身上的這份使命感,我覺得在被各個不同的社會團體去接力去發散,那種力量是非常非常的感動人的。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夠也打開你們的思路,通過一些傳統的製片人他所要承載的工作和使命,去用新的方式去思考,你的影片可以用什麼新的方式去尋求合作,去達到你想要的這種社會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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