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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WINDOC 仁川與東京提案大會參訪紀錄

仁川紀錄片提案大會 Docs Port Incheon

創立於2014年。Docs Port Incheon由Korea Pitch、Asia Pitch與Rough Cut Sale與Biz Talk的活動所組成。主辦單位是仁川電影委員會(Incheon Film Commision, 簡稱IFC)。

Korea-Pitch是專給韓國影人的提案會,Asian-Pitch則給其他亞洲影人,黃惠偵導演的《我和我的T媽媽》與廖克發導演的《不即不離》都曾分別於2014和2015年在Asian-Pitch提案。Rough Cut Sales挑選完成初剪的韓國紀錄片,播映十分鐘版本,已非提案片花的長度,導演不需上台說明,現場有興趣合作者可私下洽談,影片皆是過去的提案。仁川提案大會的獎項除了獎金外,還有後期製作“Post-Production”,英文字幕翻譯與製作“English Subtitle Translation $ Captioning”、行銷設計協助“Promotion Design Support”、全套聲音設計協助“Full Package Sound Design Support”、戲院映演協助“Theatrical Release Support”。

 

 

 

東京紀錄片提案大會 Tokyo Docs

Tokyo Docs是在2011年日本遭逢福島核災之後開始形成的提案大會。活動以「Tokyo TV Forum (TTVF)」與「Association of All Japan TV Program Production Companies(ATP)」兩個組織為主運作團體,TokyoDoc前兩年是以「Tokyo TV Forum,(TTVF)」為名,是設計給電視產業的平台。2013年之後更名為Tokyo Docs。東京提案大會片花風格更接近電視紀錄片的需求,諸如全知的旁白、易於外國觀眾理解的剪接敘事、快速吸引目光的題材等等。東京提案大會主要分成正式提案(Pitching Section)與彩虹亞洲提案(Project Pitching for Colors of Asia),後者專給非日本國籍的亞洲影人和日本電視紀錄片製作公司合作。

 
 
 

- 參訪觀察報告 -

《狂飆一夢》製片賴珍琳

仁川和東京提案會簡述

 

仁川:

多為偏向獨立製片電影類型的提案,但也有部分提案的有濃厚的電視敘事色彩。韓國現在也像台灣一樣,舉辦具有特色的「國際影展」,除了最大的釜山影展之外、還有DMZ影展、全州電影節、女性影展...等等。這些影展都有代表、以及所有與電影相關的單位,都有代表來Docs Port  Incheon,感受到他們凝聚力很強。不同於劇情片產業的強勢,韓國紀錄片提案團隊感覺都比較單打獨鬥、獨立性格高,但又有流暢豐富的影像能力,唯議題掌握能力的水平比較不整齊。

 

東京:

徵選小組今年從101個提案中挑出19個,標準是「故事清晰明確,國際合製機率高」的案子。

 

綜觀東京紀錄片提案大會,「主題清晰的電視紀錄片」是其主流類型。東京提案大會的主辦方是產業界的組織:日本最大的製作公司聯盟ATP(Association of All Japan TV Program Production Companies)所主導。因為2011年成立,稱為東京電視論壇(The Tokyo TV Forum),其成立背景是基於震災後的日本實施廣泛的重建計畫,日本海內外的電視台都在積極尋求「震災影響下,日本人民不斷尋找新的價值觀及生活方式」的故事,與國際合製的題材。直到2013年改名為Tokyo Docs,希望為紀錄片拓展更多類型。同年,主辦方在吉隆坡舉辦的亞洲陽光紀錄片大會(Asian Side of the Doc;簡稱ASD)中,確立了新方向:創造日本紀錄片產業的亞洲連線,一項新的國際合資計畫「Color of Aisa」也因之啟動。計畫內涵是,在Tokyo Docs提案募集階段時,向日本之外的亞洲國家進行主題徵案,遴選八個提案進入Tokyo Docs,再以10-15家日專注於紀錄片製作的本地製作公司所組成的委員會,選出三到四個有潛力的提案,以「亞洲其他國家導演+日本製作方」的合製模式,製作一集二十五分鐘的節目。除了需有日方製片公司之外,合作的亞洲導演也必須有當地的製片團隊共同參與製作。

 

「Color of Asia」2014與2015的徵案主題是:「奮鬥的女性—她們的夢想(Women in Struggle — Paving the way for the future)」。2016與明年2017的主題則是:「孩子,掌握未來!(Children,Seize the Future!)」。如此可為日本的獨立製作公司,創造更多國際合資的經驗與能力。這一集二十五分鐘的節目,須製作日語字幕的NHK版,與英語字幕的國際版,一共兩種版本。NHK版由NHK以「先期購買pre-buy」的合作模式採購,版權是NHK的;國際版的版權則是由當年度參與此計畫的所有亞洲與日本製作公司,共同擁有。特殊之處在於,NHK是以高於一般「先期購買pre-buy」三倍價格,採購這些影片,因此,亞洲導演們可以將這筆金額,當成發展影片的第一桶金。若同一題材未來要發展成長片,只要影像素材的重覆性不高、故事線與主角不同,片名也更改的前提下,就沒有法律問題。

仁川提案大會對於本國人才的培育,著眼於導演人才的養成,也就是讓韓國導演的提案被國際市場接受;然而東京提案大會,讓我感受到日本人「製作力的展現」,他們對於國際化的想像,已經到了是以培養日本獨立製片公司的國際合資能力為目標了。其實,在國際提案大會上,以組織故事的方式而言,我覺得,「議題清晰的電視風格紀錄片」比「作者導向的電影風格紀錄片」,更容易得到國際評委的青睞;然而,在影像風格上,幾乎所有評審都喜歡有「電影視覺語言」的案子。

今年Tokyo Docs與往年最大不同之處,在於獎金特別豐厚,共有四個「Excellent Pitch Award」,獎金從50萬日圓到30萬日圓獎金不等,第一名的Excellent Pitch Award可以去IDFA。最後宣布兩個大獎「Best Pitch Award」與「Best Asia Pitch Award」,各自得到100萬日圓獎金,引起現場一片驚呼。

處境化(Contextualization)的挑戰

印象深刻的是,Nick Fraser(前BBC4「故事村」委製評審)經常對提案者提出一個建議:You have to contextualize it. 必須把事件/現象背後的社會狀態,以最清晰簡單的方式快速介紹。讓人明白,主角會有這樣的難題與或是這種反應,是什麼樣的社會文化環境所造成的?這些背景介紹又不能過於冗長,喧賓奪主遮蔽了主要人物故事。是主創方的一項挑戰。

亞洲作為一種方法,西方觀點作為一種介面

雖然《狂飆一夢》入選了WINDOC專案,其任務就是讓影片能具備被國際市場(主要是指西方)接受的潛力。但在今年五月導演工作坊與七月製片工作坊中,我們的感想卻是,西方觀眾或許對於《狂飆》所探討的議題:「台灣在邁入民主化過程中,草根運動者所付出的犧牲」感到興趣,但是我們依然得到來自台灣、中國的講師們的熱烈回饋;同時也有講師提醒,日本與韓國與台灣的文化與歷史進程較為接近,我們的題材他們或許會比較有興趣。(之後,導演廖建華的上部作品《末代叛亂犯》傳來入選DMZ影展消息,更加深我們的想法:《狂飆》核心的國際觀眾可能會是在東北亞。)

 

然而,當我經歷過仁川與東京提案大會之後,卻又有不同想法。的確,亞洲國家之間,受到近代歷史的影響,有許多社會與政治發展的共通性,比較容易理解。但是,對於新世代的觀眾而言,他們對於自己國家的歷史都感到陌生了,更何況是臨近國家的歷史。因此,我獲得一項領悟:要把年輕的台灣觀眾某種程度當成西方觀眾一樣對待,我們還是必須建立更多的資訊介面,才能讓他們容易理解故事。

此外,我還感受到,亞洲的電視台對於紀錄片的判斷,會著重社會關懷與教化;歐洲的紀錄片觀眾已經相當成熟,並且比較會做批判性思考,因此不會單純只從一個有趣或熱鬧的現象中得到的滿足,他們需要更深度的分析反思。

未入選仁川及東京提案會的省思

一個提案若沒有好的英文片名,絕對不可能受到國際青睞;然而,找不到適當英文片名的原因,不是在於英文好不好,而是始終沒有以西方世界的角度,用最直接清晰的方式,來思考、介紹案子。英文片名絕對「不應只是」中文片名的翻譯。好的中文片名要有意境,但是好的英文片名一定是一語道破重點,這正是兩種語言文化本質上的不同。這件事是我作為製片人卻沒有讓《狂飆》能夠入選今年仁川與東京提案大會,反省後的心得。因為,當我單獨面對一位外國顧問,需要在五分鐘內介紹完自己案子的時候,第一個引起對方反應的關鍵,就是案子的名稱,若第一句話對方就不想聽下去,後面最多也是禮貌性的敷衍。所以,英文片名,就是比Logline還要更畫龍點睛的短句,是影片題旨的直接指涉或最佳譬喻。

台灣缺的是製作人才

在這兩個國家的提案大會,我們認識了不少東南亞、南亞甚至中亞國家(如印尼、緬甸、菲律賓、越南、寮國、印度、孟加拉、不丹、阿富汗、尼泊爾)秀異而傑出的獨立導演,他們在語言能力、影像能力上都已具備嫻熟的表達能力,擅長以人物故事引出國家與社會的狀態,並且很年輕就已經有國際合製、國際交流經驗。而且這些影人大多數已經與「兼具國際視野、以及在地事務理解力」的製片合作了。或許也是這些製作人為他們帶來更多國際機會與更高遠視野。

 

我認為,台灣導演的能力與熱情,並不遜於日韓與其他亞洲國家的影人,但有心累積紀錄片製作人專業的人才比較少,更不用說具備國際經驗與視野了。我指的是能有決策能力與資源的監製(Executive producer)與製作人(producer),不僅是執行製片(line producer)。這種情況下,許多大型跨國紀錄片計畫,若需拍攝台灣題材,都會是由新加坡、日本、中國公司承接案子,只將台灣部分外包給台灣影視工作者,也是一種「代工宿命」。

唯有製作人,才能扮演「凝聚產業力量、創造工作新機會」的角色。很感謝WINDOC計畫的培訓,我也期待自己一步步,具備這些能力,成為台灣影人的重要合作夥伴,甚至未來還可以與日韓與其他亞洲國家的影像團隊合作,成為真正的國際化製片。

《狂飆一夢》導演廖建華

獨立製片的機會與可能性:國際提案與合製的初略思考

在我的上一部作品《末代叛亂犯》,除了未做院線上映與發行外,算是有了一次電影製作流程的完整經驗,對我而言,是極為幸運的一次,但我不禁思考下一部片還如何能有這麼多幸運,假如未來我仍舊渴望藉由拍片來創作,需要有哪些個人的成長,與團隊合作經驗的學習,又需要怎樣的資源。

 

所以在我新片田調的前期,便萌生與專業製片合作的想法,並一起申請了國藝會和CNEX合辦的導演與製片培訓計畫,並在十一月時與《徐自強的練習題》的製片、導演,一同前往仁川與東京提案大會觀摩,希望能看到獨立製片的其他可能。

 

在本文,我將從獨立創作者的角度,先整理幾個當初在拍攝《末代叛亂犯》時,讓我感受到侷限與力有未逮的狀況,這也許也會是和我一樣剛開始想嘗試拍片的獨立製片者,可能遇到的問題。然後,我將進一步分享我在兩個提案大會,所觀察到或試圖理解,如何為作品創造不同可能性的思考。

為何需要製片或合製

英國製作人Steven Seidenberg在其演講中提到,他認為合製是因為需要有人負擔自己無法的事情,主要需要合製的三個原因:錢、語言、人脈管道。跨國合製常常需要的,是要有讓電視台觀眾可以理解的說故事方式,這無關乎是否是好的影人,而是先天文化背景的門檻關係。

 

以下是我經過半年工作坊培訓,以自身經驗去理解為何自己需要製片或合製的想法。

 

首先是拍攝內容的討論,開始拍攝一部紀錄片可能有很多原因,往往想藉由影音和敘事,傳達很多的訊息,但最核心想表達的是什麼,想說的故事是什麼,怎麼說這個故事,相較既有的同類型影片哪裏不一樣,成品是否或如何和上述幾點,有落差不大的呈現。一部片的完成可能是兩三年,對我而言,創作是面對自我的探究與需要,不可能不搞清楚知道這些提問,工作坊便是不斷練習的過程,製片亦能幫助導演提出這些問題,畢竟面對潛在的投資者與合作者,也要能言簡意賅地傳遞給對方。

 

再者,影片完成後有許多播映方式與可能觀眾,如能與對此有一定程度瞭解與實務經驗的製片討論,進行規劃,便能減少一些機會的錯失,並讓影片有更多交流的可能。以影展來說,如何在不同性質取向的影展中規劃參展,因為並非所有片子都要前往三大影展,甚至有些題材適合製作成半小時或一小時的電視紀錄片,但電視台也會因為所屬的國家與觀眾性質不同,有不同的需求。此外,不論議題取向或藝術取向,區分本國觀眾與外國觀眾也十分重要。這些都沒有好壞之別,對我比較是選擇問題,也許可能兼容,或剪出不同版本以供需求,但也同時增加成本。

 

最後是資金問題,常見的來源為國家補助、電視台合製、大眾募資、私人贊助、委託製作,但對當初剛開始拍片的我,對上述兩點皆無法表達與規劃的很好,所以皆未成功地申請國家補助,而是藉由大眾募資與私人贊助完成,但往後的每部片,並非都能如此幸運地依循這個途徑。紀錄片基本上不會有什麼利潤,頂多是工錢,我之所以考慮資金的多重來源,是希望自己能不只拍一部片,就沒有後續,而這就不只是資金的問題,在工作坊、提案大會、影展派對,都可能碰到潛在的資源,提供拍下一部片的機會。

仁川提案大會

仁川提案大會分成Korea-Pitch和Asian-Pitch兩個單元,前者顧名思義,是專給韓國影人,今年挑選了八個提案,有相當程度保護本國影人的意味,後者則給其他亞洲影人,共挑選了十個提案,黃惠偵導演的《我和我的T媽媽》與廖克發導演的《不即不離》都曾分別於2014和2015年在Asian-Pitch提案。

 

正式提案外,有一個Rough Cut Sales的單元,挑選了五部完成初剪的韓國紀錄片,播映十分鐘版本,已非提案片花的長度,導演不需上台說明,現場有興趣合作者可私下洽談,五部影片皆是過去的提案。更特別的是,所有提案結束後所頒發的獎項,有些並不給予獎金,而是許多後期技術如混音、調光,甚至是行銷、影院放映等項目,也就是說,大會獎項不單是獎金,也有促進外國影人與本國產業交流的企圖。

 

東京提案大會也許因為NHK風格的原因,片花的風格都更接近電視紀錄片的需求,諸如全知的旁白、易於外國觀眾理解的剪接敘事、快速吸引目光的題材等等,仁川提案大會則較無這樣的元素存在。但出國觀摩前,我即對於在已開發國家的韓國與日本,相較於中國等開發中國家,影人們都拍攝怎樣的題材。

 

《A War of Memories》和《Optigraph》都屬於歷史題材,之所以拍攝的原因都是家族長輩是其中的當事者,片花中除了事件的講述,亦有更多被攝者與拍攝者狀態的畫面,另外有三個提案可被歸在罕見疾病與家庭暴力的類別。但以上這些類別,通常需要清楚呈現出和過去相似題材紀錄片,有何不同。像《My Daughter’s Toe Walking》即是由導演作為母親的腳色,拍攝五歲女兒為何先天用腳趾走路的心路歷程。

《The Con Artists》則是一部講述駭客可能入侵2012年韓國總統大選的調查式紀錄片,片花剪輯的手法也十分美式,能迅速引起注目,也讓同行影人們不約而同地聯想到2004年,台灣總統大選的兩顆子彈事件,相較之下更曲折離奇,但此類型紀錄片因為涉及調查風格與科技元素,在台灣極為少見。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Little Girl Blue》,此片講述一位智力不足,只有二級的女孩(約六歲程度),希望可以成為知名吉他表演者的故事。觀看片花的當下,不只是觀看主角如何學習吉他困難的心路歷程,而是主角因無法打破和世界的隔閡,產生了許多情緒的波折與挫敗,令我好奇主角所感知與認知的世界,到底和智力正常的人們有何不同,又是否能帶給我們更顛覆性的觀點。

  

仁川提案大會多數的組別,都至少有一人使用英文報告。每組片花的製作皆有一定水準,影像的品質與運鏡皆不馬虎,有些項目甚至不是第一次提案,雖然未更深入了解每組是否都經過提案訓練,抑或有何產業或政策的支持,但身為外國人,對多數提案的影片都是有興趣的,並不會因為不諳韓國政經文化而難以進入。

東京提案大會

東京提案大會是由日本ATP(ASSOCIATION OF ALL JAPAN TV PROGRAM PRODUCTION MOPANIES),也就是日本大大小小的製作公司合力舉辦,其特殊之處在於,希望能促進日本的製片公司與亞洲不同地方的影人合作,也就是說,有別於國家單位的策劃,是由製作公司群自發舉辦,跨國交流的主體不是影人,而是日本的製作公司群。

 

東京提案大會主要分成正式提案(Pitching Section)與彩虹亞洲提案(Project Pitching for Colors of Asia),後者是從前者分出來,每部成品約25分鐘,專給非日本國籍的亞洲影人和日本電視紀錄片製作公司合作,所以提案當下的發問人,都是製作公司的代表,這也是本次觀摩最令同行影人們驚豔的計畫。

彩虹亞洲提案最後的成品會在NHK播出,但特別的是,扮演共同製作的並非NHK,而是日本其他製作公司,但資金卻由NHK以預購播映權五年的方式出資,亦即NHK並無成品的版權,更特別的是,拍攝的導演能享有在其國家屬於片子的任何版權,並同時擁有同期入選的其他國家導演成品的版權。

提案大會的第一場論壇,即邀請2016完成的四部作品的日本製片與外國導演進行對談。開場不久,其中一位製片便提到,國際合拍的原因,是因為可以拍攝到日本製作公司拍不到的內容,一般海外拍片只有二到二十天,其中一半的時間必須要尋覓適合的主人翁,但如果有在地的合作導演,效率更高,也因為是在地,溝通相較之下也會順暢,但雙方實際的合作狀況也令人好奇。

《Beyond the waves -Bangladeshi Surf Girls-》是一部講述一位孟加拉女性面對鍾愛的衝浪,和丈夫所帶來的困境的故事,雙方的聯繫一開始以郵件,後來用Skype網路開會接近二十次,拍攝過程製片皆未到現場。導演之前都是獨自完成一部作品,也是第一次與製片合作。導演說,起初有點擔心,也有壓力,因為日本製作團隊很嚴格,但第一次與製片見面,覺得製片能靈活應對,對其想法也尊重,目標皆是希望拍出好故事與做出好作品,給予導演很大的自由,過程也會一直問導演怎麼想,通常也是拍攝完直接向製片匯報。製片特別提到,因為自己也當過導演,跟很多製片合作過,所以盡量避免導演不喜歡的方式。

在作品剪接的合作上,導演說不會因為這是他的作品,就不聽別人的意見。影片會剪出四五個版本,製片會依哪邊不好,或主題不明確而給意見。最後確定了一個小時的版本後,邀請在洛杉磯的同事看過一遍,以導演角度而非製片角度問了各種問題,接續把許多鏡頭縮成一個,在方向與思想沒有改變下,縮成25分鐘。

至於拍攝進度上遇到的困難,導演認為是日本人比較心急,以此片來說,因為需要跟主要的丈夫和婆婆搞好關係,便等了一個月,與原訂的時程有所出入。我想導演會特別提出此點,是因為現場製片被問到未來可以改善的一點,或多或少都十分希望外國導演可以準時交出素材。此外,導演特別提到,在孟加拉國的紀錄片,就是一直說話,沒有故事起伏,但年輕一代不只是想這樣,而是懂得可以有不同手法講述,比如說如何以主人翁為中心,去講述周圍環境,並考慮幾個元素,加上社會等的元素綜合考慮。雖然我並不了解孟加拉國的紀錄片拍攝環境,但顯然這樣的合作,對導演產生不少衝擊,尤其片中的主角是孟加拉第一位女性衝浪者,也自然意義非凡。

另一個日本製片會擔心的,便是導演拍攝的故事與素材是否完整,雖然對海外觀眾來說,NHK可能旁白太多,音樂太搧情,但許多導演喜歡用電影的方式拍攝,卻容易讓日本觀眾看不懂,通常需要人物介紹、故事介紹等等,此時便可能需要追加拍攝,但又容易變成訊息節目。但另一部作品《Smiling Women of Banda》講述一位印度婦女,在不同偏遠村落之間掘井的故事,導演則堅持不使用旁白。但就NHK內容開發中心的說法,這部片吸引很多二十多歲的女性觀看,並獲得不錯的收視率,這也讓製片們思考,如果太強調NHK的拍攝手法,是否也會讓國際合作打了折扣,如何融合NHK的電視需要,與各國導演本身風格,會是接下來的課題。

  

正式提案共有二十個項目,其中日本影人便包含了十五個,比仁川提案大會的比例更高。整體觀察下來,題材種類十分多元,也都有其亮眼之處,多數也是發生在日本這樣已開發國家的故事,但台下的發問也更為要求。以機器人陪伴老人為故事的《Hug Me, Robot!—The Future of Elderly Care》,便被問到如果聚焦在研發的過程,或是如何應用機器人,是否迴避掉人與人或與機器人之間信任感的問題。又或者像《”Cool Japan” Buddhism》是講述一個在日本年輕人之間,最近興起的佛教的故事,導演原本的企圖是,希望看透過這個佛教,年輕人會有怎樣的改變,但對於歐洲而言,直截聯想到的便是年輕人的精神空白現象,所以故事應該不是這個佛教具體是什麼,而是年輕人內心為何不安定的問題。

 

也就是說,發問者們對題材的要求不只在於介紹未知或新奇事物,介紹僅只是讓不同國家文化的人可以進入影片情境,更希望看到的是導演藉由作品,能對人類生活能帶來怎樣不同的思考,這才算是觀點。

先確定自己想講的是甚麼,才作其他考慮

在我自學紀錄片的過程中,曾一度認為紀錄片的拍攝需要肩負社會責任,具有一定程度的公義性質,製作者們亦是靠著理想與熱情完成,更重要的是拍攝者與被攝者之間的倫理問題,若是牽涉到過多商業的思考與計算,便是不道德與不純粹的,而我對商業的印象,亦是為了迎合投資者與觀眾,修改作品,並在提案大會上販售被攝者的故事。不過,這並非本文想討論,亦非我能給予高深見解的問題,只是兩極端價值的衝突,在上述提案大會觀察的同時,亦無法迴避並思考著,對我而言,也許更關乎我為了甚麼,如此大費周章的準備與奔走。

 

我認為,並非先針對欲拍攝的題材評估是否適合走以上這些路子,而是先確定自己想講的故事是甚麼,其他的,都是幫助片子可以走往更多可能,亦即,創作者確定自己想講的故事後,可以考量更多如長度、說故事方式、國家、電視台性質、影展性質、合製可能、販售可能等等。如果本末倒置,很可能便是為了拍片而拍片。

 

又如果這樣的提案方式,的確能打開獨立製片的更多可能,韓國與日本看來也各自有不同的計劃與企圖,我也不免設想如果CCDF或相似在台灣舉辦的國際提案大會,也對台灣題材有更多保障名額的話,在這樣的遊戲規則中,我是否有足夠的判斷題材與找出觀點的能力,因為目前在台灣能接觸到此類培訓的機會與見識並不多。

《徐自強的練習題》製片蔡崇隆

連續參加仁川東京兩個國際提案會,很像參加一個提案戰鬥營,雖然是觀摩,但行程和提案者幾乎是一樣的,每天過著趕場和嗑咖啡的生活,雖然辛苦,收穫也不少。那種疲累但還算充實的感覺,只有多年前擔任金馬獎評審時的馬拉松看片會可以比擬。

   

我參加過CNEX舉辦的北京工作坊和CCDF,這是第一次參與亞洲其他國家辦的提案會,感覺韓國很有效率,A-Pitch具有亞洲視野,K-Pitch鼓勵了韓國的紀錄片工作者。日本的議程安排相當密集,年度提案會競爭激烈,日本提案者占多數,但題材不限於本土,例如奪得最佳提案獎的“I‘m CODA”,就是一個美國聽障家庭的二代故事。

即將邁入第三屆的”Colors of Asia”,是NHK預購播映權,日本製片搭配亞洲各國導演進行國際合拍的嘗試,既為NHK延伸了亞洲節目觸角,加強日本製片公司的跨國製作經驗,間接也培養了亞洲各國導演的國際合製能力,可謂各取所需,互謀其利。

兩地提案會各有所長,也與台灣CCDF以華人為主(東京提案會主辦方不諱言曾以CCDF為師),在亞洲形成不同的市場區隔。不過很明顯的,韓國提案會有政府及各地電影基金會的有力後援,而日本提案會則有超級媒體NHK的後盾,加上整合全國主要製作公司的聯盟ATP共同合作,就能展現一定的實力,吸引各國Commission Editors及優秀提案投入。台灣提案會如果要再向前邁進,文化部應該要考慮重新分配目前以國內提案為主的電影輔導金及紀錄片補助資源,汲取CCDF的開創經驗,結合台灣公廣集團及民間製作公司資源,成立一個國家級的提案平台,定期舉辦國際提案會的同時,也可以制度性地設立台灣Pitching 單元,讓台灣紀錄片工作者得到更多的磨煉機會,開拓國際視野。

韓國目前強大的電影產業,也帶動了原本在地的紀錄片題材國際化,透過編導的獨特觀點及優秀的製作能力,我在Rough Cut Sales單元看到描述韓國小眾龐克團體如何挑戰保守政治體制的“Bamseom Pirates Seoul Inferno”,以及從年輕導演拍攝自己中產家庭而衍生出的韓國政經發展省思”Family in the Bubble”,都是既有批判力道,又有影像厚度的作品。

 

日本紀錄片提案會的前身是日本電視論壇,加上NHK發展數十年的紀錄片模式,不可避免地影響著提案者的思考,所以我感覺日本提案會的題材與格局,多半傾向迎合電視紀錄片的觀眾需求。許多歐洲的編審也是出身電視紀錄片的脈絡,所以對導演的要求差距不大,但歐美電視觀眾的開放性通常高過日本觀眾,因此在東京提案會入選的案子題材還不至於太保守。基本上這沒什麼對錯,只是各國不同影視文化對提案會必然帶來的影響,建議台灣提案者準備出國參賽前,也要看到這樣的差異,才不會搞不清楚評審們的關注重點。同時應附帶一提的是,NHK資深製作人不斷強調,在國際合拍的潮流下,其實NHK也在努力學習,希望未來能發展出融合亞洲文化及日本特色的新紀錄片文化。

 

反觀台灣公共電視,限於資源不足及主事者的視野問題,在國內紀錄片人才的培力上近年來偏向消極,國際合作方面,則多半是透過購片,或聘任歐美知名導演來拍攝在地題材,實質影響力與日韓媒體無法比擬。未來如能更深度參與國際提案平台的建構,有計劃的培養年輕導演的提案能力;或規劃適當主題,邀請台灣製片人和東南亞導演合作,發展出類似Colors of Asia的國際合作關係,才能強化公視的體質,並協助提升台灣紀錄片的國際競爭力。

在仁川提案會和東京提案會中,除了參與開會,我們也實地採訪兩方的主辦人員,了解其整體的運作及未來發展的方向。還有就是利用空檔交朋友,及介紹團隊目前的作品。

 

我與紀岳君導演一向關心獨立媒體與獨立製片的發展,所以特別訪問了韓國獨立影片影像協會( The Association of Korea independent film and video,KIFV)執行長高英在,希望從他的組織經驗中學到一些可在台灣發展的概念,他畫了很清楚的架構圖給我們。而紀導的“徐自強的練習題”,目前已完成針對台灣觀眾的版本,但這個在地司法人權的題材,如何能吸引國際觀眾的眼光,也是此行請教國外編審及製片人的重點。日本製片認為冤獄題材各國都有,除非能找到徐案中具有普世價值的人性情節,不然較難跨出國界。德國資深製片人Antjed對人權議題一向關注,她願意和同事在看過全片之後,再對我們提出具體建議。另外,我們也有機會和因“Prison Circle”入選提案會的日本導演坂上香多次交流,希望未來可以邀請她的作品來參加台灣的”殺人影展“。

 

我自己目前在台灣推動反空污議題的“脫口罩,找藍天“影像行動計劃,剛好在參加日本製作公司介紹會時,聽到Temjin公司的過去作品也關切PM2.5問題,所以主動向社長鐘川崇仁介紹我們片花,沒想到他感興趣的是我們這群17-54歲的導演組合,考慮派Asia Insight(NHK節目)團隊來台採訪。另外,東京國際環境映像祭策展人宇津留理子也來現場,因我之前的作品“油症:與毒共存”曾入選該影展,她邀請我把找藍天計劃的短片寄幾部給她預看。還有,東京提案會執委之一的山形影展策展人藤岡朝子,正好我去年參展(“太陽不遠”)時有認識,就順便問了這批短片有無可能參展,她也建議我直接去報名(因為她今年已卸任)。我和太太阮金紅的作品“失婚記”及“再見 可愛陌生人”,也和徐案一樣,印了酷卡來現場發送,“Beyond the Waves”的日本製片菅野誠和Temjin社長都有興趣進一步了解內容,所以打算回台後再寄樣片給他們看。

 

這次另一大收穫,是認識了多位中國和東南亞的製片或導演,例如香港的廖茗(Doc-China)、中國的杜海(江南棄兒),還有資深印度導演Supriyo Sen,不丹導演、緬甸導演、尼泊爾導演Kharel(目前在東京大學念博士)、越南導演Hung Thanh Dao(Colors of Asia 2017),他們多半對我們的作品感興趣,互相交流很多拍攝經驗。我有邀請他們其中幾位來參加台灣的國際紀錄片影展,也希望未來有機會能促成公視和這些優秀的東南亞導演合作,開啟台灣自己的國際合拍之路。

後記:國際提案內容與形式的思考

我個人過去是記者出身,因緣際會踏入紀錄片領域,不像有些導演從小就立志拍電影或當導演。我透過紀錄片工作來理解這個社會與世界,也經由紀錄片創作來表達我的世界觀與終極關懷,經常在思考的是,我的作品到底對我生存的社會有什麼樣的聯結與意義。

 

開始接觸國際紀錄片提案會至今,有時會覺得某些片子的題材與拍法貌似本土,但實際上是為了迎合西方觀眾品味,縱使可以在提案會展露頭角拿到可觀資金,但最後的作品其實與自己的國家社會沒有太大的關聯。今年在日韓一樣可以看到類似的例子,比較偏向於西方人會有興趣的奇人異事或文化奇觀,基本上很容易入選,但還好評審們似乎也存在了一些政治正確的考量,所以例如Prison Circle(日本司法人權)、A Bike Bookmobile in Bamiyan(阿富汗教育人權)等故事性顯然較弱的題材,也能夠在東京提案會入選。而能夠兼顧議題及人物故事的提案如I’m a CODA(美國聽障父母之女的成長歷程),最能夠獲得評審們青睞。這也許是未來台灣提案導演可以參考的方向之一(但對日本來說這是一個外國故事)。

 

除了內容的選擇,提案的形式或技巧當然也是關鍵。既然英文是提案會的主要語言,片名與Logline(兩行內說出影片核心價值)的設計不容忽視,而故事大綱與提案敘述,必須很清楚地說出導演觀點、故事主軸與影片重點,然後以簡明的英文翻譯出來。這些應該都是台灣提案者比較弱的部分,尤其是,如果導演自己都還沒辦法決定影片的觀點及敘事線,英文翻譯的部分就不可能為提案加分。

 

文字之外,片花的重要性已經人盡皆知,如何在三到五分鐘的片花裡面,把主角的特色、故事的重點及影像的魅力發揮出來,基本上是決勝的關鍵。在韓國的K-Pitch中,韓國導演幾乎在片花前後都只講了一點重要的資訊或背景,然後就開始評審提問,所以,如果片花不夠強,大概也很難在有限的評審提問時間中解釋清楚。

 

仁川提案會Rough Cut Sales的片花(約8分鐘)展示中,可以看到各組剪接師的剪接實力,幾乎可以想像未來作品的樣貌,其中印度題材的Singing With Angry Bird,我看了兩次,在結尾時都忍不住流下眼淚。

 

當然,我們都知道,通常片花不等於正片,而且越好看的片花,越容易讓我們對後來的正片失望。但是在提案性質的國際競賽中,片花仍然是最能讓評審判斷製作團隊實力的主要依據。除了文字介紹、片花之外,再來當然就是提案者的臨場表現。台灣提案者有可能因為英文能力較差而對國際提案會打退堂鼓。我過去在國外留學時間較短,所以聽說讀寫部分,讀寫較好,聽說能力較弱,但在亞洲提案會中,國際評審不見得會用太難的英文提問,尤其一般對話更容易確認對方的意思。如果想用英文提報,就事先準備好講稿(反正也只能講重點),如果用本國語言提報,就早點把稿子給大會口譯人員,他們就會盡量把你的意思翻譯給評審了解(在東京提案會中,現場甚至還有中文口譯)。至於和日韓及東南亞導演交流,他們的英文程度,基本上和台灣人也不會相去太遠。

 

以上只是在強調,磨煉英文當然重要,但也不需要把這項當做是成敗關鍵,個人認為,作品的題材,有趣的觀點及強有力的片花(當然好的英文翻譯文字不可少),才是國際提案會的制勝王道。德國的資深製作人Antje Boehmert說的很白,他們這些國際評審每次都要看一堆片子,接見一堆各國導演,根本很難記得誰是誰,所以提案者不需費神自我介紹或拼命發名片,而應專注在自己的提案說明(最好A4紙不要超過4頁),設法直接用故事及影片來打動他們比較重要。

 

總結來說,參與國際提案會是磨練自己,爭取國際資金的重要管道,但還是要記得拍紀錄片的初衷,是為了提案而找錢,而不是為了找錢而提案。先發掘自己真心關切的題材,思考如何讓自己的片子對拍攝的對象與我們身處的社會產生意義及聯結,進而從中提煉具有普世價值及共通人性關懷的元素,那麼就能做出一個對本土與國際觀眾都有吸引力的作品。也許可遇不可求,但在拍片資源較為窘迫的台灣,總是一條可以開闢的道路。

 
《徐自強的練習題》導演紀岳君

韓國仁川提案大會Docs Port Incheon

2016年韓國仁川紀錄片提案大會於11月4日~7日舉辦,此提案大會分成三個單元分別是Korea Pitch、Asia Pitch與Rogh Cut Sale與Biz Talk的活動所組成。

 

Korea Pitch主要是給韓國團隊報名的項目,此次有8個提案。Asia Pitch是給亞洲區的團隊報名,此次有10個提案。Rough Cut Sales是給曾經在仁川提案,並且影片已經製作到一個段落,繼續讓團隊尋找資源的時段,主要仍以韓國團隊為主,此次有5個項目。Biz Talk的部份是由5場約20分鐘的短講組成,幾場項目有的在介紹如何取得資金,介紹網路平台等紀錄片製作相關資訊,並且還有芬蘭製作團隊分享如何與芬蘭合作的短講。

Docs Port Incheon由Korea Pitch、Asia Pitch與Rough Cut Sale與Biz Talk的活動所組成。主辦單位是仁川電影委員會(Incheon Film Commision, 簡稱IFC),資金上主要受仁川市政府與SJM Cultural Foundation的支持。IFC成立於2006年,本屬於仁川藝術與文化基金會(Incheon Foundation for Arts and Culture)的一個部門。2013年獨立成為一個非營利組織,持續替當地影視工作者整合國內與國外資源,並積極創造國際合製的機會。

根據韓國電影委員會(Korea Film Commission & Industry Network,簡稱:KFCIN)的資料指出,類似仁川電影委員會的地區型電影組織在韓國一共有10個。這些區域型電影委員會的目標都是同樣的。在KFCIN的官網上也可以看到韓國已經把如何在韓國拍片的相關資訊整理成中文與英文,協助團隊進行基本資訊的蒐集,並且還有相關規範與參考案例等資訊。並且在官網上,也有韓國近期電影的資訊,票房與製作技術人才的資料庫。

先提到KFCIN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在仁川紀錄片提案大會中訪問一些韓國影人,當要搜尋影人相關資料,就會導引道由KFCIN的主要網站「KoBiz」,對於我們認識韓國影人有非常大的幫助。

仁川紀錄片提案大會是從2014年開始舉辦,目前已經舉辦過三屆。今年主辦單位給予的資料中,還有一本小冊子列出了2014~2016年K-pitch與A-pitch的相關提案資料。若以台灣的CCDF(2009年開始舉辦)與日本TokyoDoc(2011年開始舉辦)相較,仁川是這三個提案會最晚成立的,但是整合影視產業的資源方面卻表現非常突出。活動的特色與目標是要成為亞洲與韓國紀錄片最佳的資源整合平台,標榜能提供製作團隊最大規模的資金,另外活動也垂直整合了製作各個階段的製作支援協助紀錄片創作者。

根據活動執行長姜锡必指出(Kang Seokpil,他的作品「Boy Runs」曾經在2015年釜山影展得到BIFF Mecenat Award for Best Documentary獎項)提案活動會分成A-Pitch與K-Pitch的主要原因是希望可以透過A-Pitch將亞洲區的製作視野與資源帶入韓國,並且也協助韓國當地的紀錄片發展。姜锡必認為兩者必須相扶相成才有辦法讓韓國紀錄片產業持續發展。

 

從提案會提供製作資金的獎項來看,主要由SJM Cultural Foundation與其他四家韓國主要電視媒體KBS(Korea Broacasting System)、MBC(Munhwa Broacasting Corporation)、SBS(Seoul Broadcasting System)、EBS(Educational Broadcasting System)贊助製作資金,贊助規模在韓元50,000,000~80,000,000(約新台幣一百四十萬至兩百二十萬元)。

 

獨立影院部分活動整合了CGV ARTHouseARTnineArthouse MoMoIndie SpaceARIRANG CINE CENTER等五家影院支持紀錄片放映,五家影院也在提案活動中設立戲院放映的獎項支持創作者,並保證提供兩個星期的放映時間。姜锡必也說明影院經營者也會尋找贊助者包場,讓資源回饋給創作團體。其中CGVARTHouse甚至在活動中「In-Kind Support」部分提供放映資金韓元20,000,000(約新台幣562,016元)贊助一個K-pitch與Rough Cut Sales的提案。

 

除了放映的獎項,「In-Kind Support」還有其他四項與製作環結相關的獎項,分別是1.後期製作「Post-Production,獎項由KT&G SangsangMadang CineLabPostin兩個單位提供如DCP等後期製作協助」、2.英文字幕翻譯與製作「English Subtitle Translation $ Captioning,獎項由Furmo DT提供」、3.行銷設計協助「Promotion Design Support,獎項由Propaganda提供」、4.全套聲音設計協助「Full Package Sound Design Support,獎項由mediACT提供」、戲院映演協助「Theatrical Release Support,獎項則由上述映演單位提供」。

 

其中MediaAct是非常特別的一個組織,這個組織成立於2002年,當時是由韓國獨立影片影像協會KIFV(The Association of Korean Independent Film & Video)的努力下成立,成立初期有受到政府的補助,但是根據MediaAct現今成員Yongsoo Pyo指出,2010年後政府就不再提供相關補助。

 

2008年,鐵馬影展曾經邀請MediaAct協助製作的紀錄片「十六擊:你所不知道的韓流」來台放映,這部在2007年完成的影片是透過16位導演的短片集結而成,共同呈現許多韓國社會問題,其中包含經濟議題(美韓自由貿易協定FTA、亞太經合會APEC)、環境與開發議題(捍衛Saemangeum濕地、賽馬與賭場開發、美軍軍事基地擴張)、教育議題(私校法與私校教師)、人權議題(拒絕當兵的良心犯)、勞動議題(非典型雇用勞工、工廠女工抗爭)、農民議題(女農、農民香港WTO的抗爭),甚至是社會議題(黃禹錫幹細胞研究造假事件)。

 

MediaAct成員Yong-soo Pyo說明目前組織中有20幾位成員進行運作。組織主要分成四個部門,分別是:

1.Sound Design (聲音設計)。

2.Seoul local support center(影像教育單位)。

3.Production center(影片製作中心)。

4.Equipment(設備維護)。

而Young-soo Pyo就是負責聲音設計的負責人,他在仁川提案大會中提供聲音設計的獎項(Full package Sound Design Support),得獎者是「Family in the Bubble」與「Optigraph」。前者是導演講述家中經營房產事業經歷90年代金融泡沫的故事,後者是孫女導演講述她擔任過調查員爺爺的故事!

 

當年在「十六擊」中拍攝環境問題的導演權友情(Kwon Woo-jung)也持續製作紀錄片,今年也以「My Daughter’s Toe Walking」參加K-Pitch,提案內容講述她如何面對有腳步行動障礙的女兒,獲得今年最佳提案獎項,我似乎看見韓國的獨立紀錄片影像工作者在相關團體的協助逐漸成長。

 

韓國的影視產業雖然有官方單位在進行整合,但是不免偏向商業觀光的宣傳,而在韓國獨立紀錄片圈中,韓國獨立影片影像協會( The Association of Korea independent film and video,KIFV)仍扮演一個重要的地位。早期曾在MediaAct工作,後來自己成立IndiePlug商業公司的高英在(Goh Young-Jae),他因2009年「Old Partner」紀錄片的成功獲得不少版權資金,因此他於2008年成立「IndiePlug」,透過「IndiePlug」公司往製作、發行與通路方向思考影像商業機制,並且跨入網路影像收費平台。他目前也是KIFV的執行長,透過KIFV也協助韓國獨立紀錄片產業,MediaAct、IndieSpace、Seoul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 (SIFF)早期也都是KIFV的底下組成團體,KIFV目前仍有280個會員。

 

高英在特別指出目前KIFV與mediaACT、IndieSpace等組織這幾年已經發展成平行關係,但KIFV仍運作首爾獨立影片影展(SIFF)影展,有別於較商業化的釜山影展,SIFF則提供韓國獨立影片製作者一個非商業化的映演平台。

 

有著韓國紀錄片教父美譽的金東元(Kim Dong-won)導演說到,他以前曾經訪問過美國獨立紀錄片協會(美國獨立紀錄片協會 Independent Television Service 簡稱ITVS[1],),他曾被美國紀錄片協會的組織運作所激勵,但是這幾年觀察下來,他自豪的認為韓國是目前世界上獨立紀錄片組織運作狀況最好的國家,韓國影像工作者其實也在找尋找商業與獨立製片的平衡點,但在整合國際資源方面的確非常積極。

 

今年大會上也看見曾於2015年參加仁川紀錄片提案,並獲得後期製作獎項的影片「Family in Bubble」,導演是非常年輕的Ma Min-Ji。今年影片已進入Rough Cut Sale 階段,Rough Cut Sale是讓提案者播放較完整的影片,提案者可以簡單描述影片進度,也可以不用多做說明,現場沒有QA時段,若有單位想要聯絡,則是各自獨立安排時段聯繫。以「Family in Bubble」為例,影片目前為止不僅獲得KCA(Korea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JIFF,JPM(Jeonju Project Market )、KOFIC、Seoul Film Commission、Docs Port Incheon等共計55,000,000韓元(約新台幣1,545,546元)的資金協助,芬蘭的專業影像團隊也決定與此片展開跨國合作,幫助韓國導演進行國際版與電視版的剪接工作。

 

「Family in Bubble」目前由芬蘭剪接師Nina ijas操刀,因為待過日本熟悉東方文化,所以跟導演在溝通上沒有太大的問題,Nina說明她是在10月初前開始跟導演溝通,預計於2016年年底完成國際版,國際版剪接時程約約三個月,明年年初再完成電視版。導演則提供剪接師五小時上好英文字幕的初剪,並在芬蘭共同製作人Liisa Juntunen(Napafilm公司)的建議下,請導演增添一些韓國金融風暴的資訊內容後,讓剪接師開始進行剪接。初期先在韓國合作,後續則會在芬蘭與韓國遠端合作剪接工作。剪接師Nina說,芬蘭人雖然很多是獨立創作者,但是他們從小就非常注重團隊合作精神,因此類似這樣的國際合作是他們非常擅長的項目。

 

「BizTalk 5」短講特別設立了「遇見芬蘭」單元「Meet the Finns:How to Start Co-production with Finlan」,短講由芬蘭首爾大使館官員領軍,組織芬蘭影視單位與創作者來到仁川。如ILLUME(成立於1987年的製作公司)、NAPAFilms(成立於2009年的製作公司)、The Finnish Film Foundationyle(Finnish Broacasting Company)、AVEK(The Promotion Centre for Audiovisual Culture)、Finnvox(聲音設計公司),這些都是芬蘭影視圈頗為知名的製作單位。

這次芬蘭團隊特別替仁川提案大會設計了一份文宣品,文宣上有一句口號是「A GateWay To Europe」。人口只有五百多萬的芬蘭,他們的影視產業也企圖創造國際合作機會,協助亞洲影片打開通往歐陸市場的渠道。其實類似這樣的國際合作ILLUME這家老牌芬蘭製作公司早已積極開拓。例如,另一位韓國導演Moyoung Jin正與該公司合作「Old Marine Boy」,此片也在2014年仁川提案大會上獲得KCA & Funding 21 Award的獎項。挪威導演Antti Hasse的「Monsterman」(2014年,紀錄片,獲得Austin Film Festival最佳紀錄片),與俄國導演Leena Kilpelainen的「The Voice of Sokurov」(2014年,紀錄片)都是ILLUME這家公司這幾年的國際合作重要作品。

 

韓國電影委員會(KOFIC)積極想要創造合製機會,釜山影展中也有亞洲電影基金(Asia Cinema Fund,ACF)提供亞洲創作者相關前後資源,紀錄片的相關補助台灣也有黃惠偵導演《日常對話》、廖克發導演(馬來西亞裔)《不即不離》獲得ACF資源。劇情片也有林書宇《星空》、楊雅喆《血色青花瓷》與趙德胤《蓮青》等入圍提案。

 

而相對於釜山影展的亞洲電影基金,仁川紀錄片提案大會則是專注於紀錄片產業的資源整合。短短三年就促成不少合製案,韓國對內邀請台灣CNEX、印度Docedge、日本TokyoDoc、法國Sunny Side與Asian Side等國際提案單位與頻道決策者參與,希望能成為亞洲最重要的紀錄片合製平台。對外也曾於2015年在世界最大的紀錄片提案會「IDFA」中極力協助創作者,他們在活動舉辦前一天,先行舉辦「Korea Day」,讓參與IDFA的決策者能夠先針對韓國紀錄片進行提案會,從韓國官方與民間對內與對外的企圖來看,他們對於紀錄片產業的發展的確不遺餘力。

日本東京提案大會Tokyo Docs 

Tokyo Docs是在2011年日本遭逢福島核災之後才開始形成的提案大會,今年已經邁入第六屆。活動以「Tokyo TV Forum (TTVF)」與「Association of All Japan TV Program Production Companies(ATP)」兩個組織為主運作團體,TokyoDoc剛開始前兩年是以「Tokyo TV Forum,(TTVF)」為名,從早期活動名稱就可以看出本來其實是設計給電視產業的平台。2013年之後才更名為Tokyo Docs。ATP是日本最大的電視製作組織聯盟,集合全日本119個製作單位,當天現場也有一本專刊介紹ATP組織中的相關團體與作品。

TokyoDocs主要的官方支援單位為總務省(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經濟產業省(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東京市政府,主要參與者都是以電視平台為主的製作單位。例如NHK、日本民間放送聯盟(Japan Commercial Broadcasters Association)、放送文化基金會(Hoso Bunka Foundation)、放送批評懇談會(Association of Broadcast Critics)、一般社團法人放送人協會(Broadcast Creators Association of Japan)、一般社會法人全國地域映像協議會(National Board of Regional Visual Industry Associations)、公益社團法人映像文化製作者聯盟(Japan Association of Audiovisual Producers, Inc.)等組織。

 

2016年TokyoDoc活動一共舉辦四日,第一天主要介紹這兩年TokyoDoc積極推動的合製計畫「Color of Asia」,並先舉辦通過今年「Color of Asia」評選的八個提案。第二天與第三天則讓入選的二十個計畫進行提案,最後一天則是放映2015年通過「Color of Asia」徵案的三部短片。

 

「Color of Asia」是TokyoDoc自2015年開始策劃的單元,這個想法是從2014年在吉隆坡的Asia Side of Doc開始的,因為那時許多亞洲區的影視工作者都想要進行跨國合製的計畫,後來這個概念就逐漸在最積極推動的日本成形。日本電視台非常希望能夠更深入了解其他亞洲國家的狀況,因此TokyoDoc也開始推動相關合製平台。

 

「Color of Asia」合製資金主由日本NHK提供約180萬新台幣,製作完成後給付,影片長度約25分鐘,希望能徵選四部影片。NHK只會買下影片於日本的播映版權,主要在NHK BS1或NHK World頻道播映。提案者還能保有在自己國家或是去其他國家的相關權利。TokyoDoc理事長天城韌彥(Yukihiko Amagi)說,以往日本電視台對於版權規範比較保守,但是「Color of Asia」正在突破過往的保守規範,嘗試尋找日本與亞洲的新關連。

 

NHK的執行製作人今村研一(Ken-ichi IMAMURA)表示,過往NHK就有與國外導演合作的經驗,例如NHK World頻道的「Inside Lens」節目就是這樣的平台,正在嘗試各種國際合製的方式。台灣導演黃惠偵的「我和我的T媽媽」與華天灝導演的「不老騎士」都有在「Inside Lens」節目播映過,「Inside Lens」也會徵求國外導演以國外觀點拍攝日本故事的企劃案,類似的企劃案資金規模大約在70~80萬元新台幣,片長三十分鐘內,但是也有例外。從日本NHK電視台的運作也可以看見日本電視圈如何影響到TokyoDoc的運作策略。

 

2014年,TokyoDoc影展策劃了「Women-Paving the way for Asia」系列,總共有七部國際合製紀錄片,2015年產出四部紀錄片(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2016年產生了三部(孟加拉、寮國、越南)。以2016的「Beyound the Wave-Bangladeshi Surf Girl」為例,影片是由日籍製作人兼導演的菅野誠(Makoto Sugano)與孟加拉導演Md Arifur Rahman所共同製作。

 

影片主要仍由居住在孟加拉的Arifur Rahman導演拍攝,但是在給予Color of Asia的影片中,主要還是由菅野誠負責影片的主要敘事,影片的美學仍是比較傳統NHK敘事方式,透過旁白講述這一位在孟加拉傳統婚姻與衝浪興趣中掙扎的女性故事。兩位導演也持續把影片發展成記錄長片中,並繼續去國際提案大會上尋找資金。「Color of Asia」給予兩位導演一個成功的機會,再去發展成自己想做的影片。

 

2015年的「Because I am a Girl」則是由寮國與日本PaoNetwork公司合製的影片,影片則是描述一位在寮國年輕女性,透過橄欖球運動,協助當地鄉村兒童脫離貧窮接受教育機會的故事。PaoNetwork的社長山根幸太郎先生(Kotaro Yamane)也是長期與NHK合作的製作公司,他們曾經來台灣拍攝孫中山與台灣冤獄無辜者平反計畫(Innocence Project[1])的故事。另外,曾於2014年第五屆華人提案大會以「狂山之海」入選的導演黃胤毓,CCDF活動舉辦時協助黃導的製片是PaoNetwork的山本妙,這兩年山本妙小姐積極在學習中文,在日本觀摩中我有跟山本妙小姐通信,她已經能用中文書寫,她也希望能與華文圈繼續發展國際合製影片。

 

今年「Color of Asia」的提案以「Children, Seize the Future」,大會希望徵求針對亞洲區兒童如何在現代社會中面對貧窮、教育、性別障礙等等問題,並描述主角如何克服困難掌握未來的故事,活動徵文中也告知三組關鍵字是「Fresh」、「Unknown」、「Unique」。大會從25個提案中先選取八個提案,並在Color of Asia提案中選擇3~4組合製影片進行今年的拍攝。但是我因為在韓國餐與仁川堤岸沒有參與,因此相關報告請參考其他同行成員報告。

兩天的提案活動中ATP成員「TEMJIN TV[2]」製作公司就入圍了兩個提案,分別是「A Portait of Rainbow」與「I’m a CODA (Child of Deaf Adult)」,後者是講述聽障者父母生出的小孩的故事,這個提案共獲得兩個獎項,包括最佳提案獎項(Best Pitch Award),Docedge Kolkata Award。

類似TEMJIN TV製作公司規模的提案團隊是常見的,甚至也有規模更大的製作公司,如跨足劇情片、動畫的東北新社(Tohokushinsha Film Corp[1]簡稱:TFC),今年也以「Last Redemption」入圍提案,此故事以1945年二次大戰期間沖繩居民大量集體自殺事件為背景,講述以一位當時年僅十六歲的少年,被迫殺害全家的故事,此提案獲得Excellent Pitch Award獎項。

雖然入圍者提案者不乏大型製作單位,但也有獨立製作提案者入圍。例如一直關注死刑與監獄人權的坂上香導演(Kaori Sagagami)則以導演兼製片的角色,以「Prison Circle」入圍提案,故事內容講述日本兩位在「Shimane Asahi Rehabilitation Program Center」接受集體心理輔導的受刑人,導演花了七年的時間追蹤主角,拍攝主角進入與離開矯正中心後,重返社會的過程,這項提案也獲得Excellent Pitch Award獎項。

 

TokyoDoc並沒有像Docs Port Incheon特別設立Asia-Pitch單元給亞洲製作團隊,反而是一起評選的機制。今年二十個提案中,有六項提案都是非日本導演作品,包含印尼導演Tonny Trimarsanto的「12 Wives」、菲律賓導演Cha Escala的「My Father the Executioner」、中國導演杜海的「China’s Forgotten Daughters」、不丹導演Arun Bhattarai的「Stories from the Field」、阿富汗導演Abbas Mohammadi的「A Bike Bookmobile in Bamiyan」、印度導演Pankaj Johar的「No More Babies」。

 

其中阿富汗導演Abbas Mohammadi的「A Bike Bookmobile in Bamiyan」獲得Asia Dramatic TV Award與Tokyo Docs Special Mention兩個獎項。此提案講述一位騎著用腳踏車改裝成的「移動圖書館」在阿富汗提供書本給無法接受教育的兒童。不丹導演Arun Bhattarai的「Stories from the Field」獲得AIDC(The 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Conference)Award,也可以繼續參加在澳洲舉辦的2017年度AIDC提案大會,澳洲的AIDC紀錄片提案大會是亞洲地區最早舉辦提案大會(Pitching Forum)的國家,今年已經邁入第三十屆。2017年的AIDC活動將於2016年12月20日截止報名,活動舉辦時間於2017年3月5日~3月8日。

 

TokyoDocs也有設立最佳亞洲提案獎項(Best Asian Pitch Award),獲得該獎項的是由中國導演杜海與製片Kathy Huang的作品「江南棄兒(China’s Forgotten Daughters)」,此提案曾入圍2016年華人紀錄片提案大會(CCDF),並獲得「東京提案會邀請獎」。影片描述中國一胎化政策下,被迫棄養的女孩長大後尋親的故事。此提案在TokyoDoc中除了獲得最佳亞洲提案獎也獲得SSD (Sunny Side of the Doc) Award獎項,可以再去參加2017年在法國舉辦的Sunny Side提案大會繼續尋找資源。

 

TokyoDocs大會今年是從101個提案中選出20個提案(但是最後有一組放棄)參與正式提案,另外也選出十組,讓他們的提案資料列印在大會手冊上,雖然不能參與正式提案,但是也能參與一對一會議,安排與決策者(Desicion Maker)見面的時間。

 

觀察TokyoDocs提案大會,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日本的民間製作單位實力與經驗都非常好,提案的導演與製片都有相對優於台灣紀錄片環境的支持,但是獨立紀錄片創作者也仍有參與空間,雖然沒有像是仁川提案大會特別給予亞洲提案提案的時段,但是透過「Color of Asia」單元也展現日本電視製作單位想與亞洲緊密相連的企圖,這都是台灣產業環境下相對比較缺乏的合作模式。

國際提案準備工作與成本

我們因為有參與過第一屆與第五屆在台灣舉辦的華人提案大會(CCDF),這次雖然有報名韓國與日本的提案大會,但是沒有入選,但是我們還是要針對台灣有意要參與國際提案大會的團隊,提出一些相關建議給大家參考。

 

台灣CCDF提案大會的舉辦時間約在每年九月份,報名時間約在5月,韓國仁川與日本東京提案大會是在每年十一月舉辦,報名時間約在每年八月。通常一般民眾要參與都要繳交參加費用,因此有意參加國際提案的團隊,可以先以CCDF作為首先參與的目標,並透過CCDF的工作坊修正提案片花與提案內容,有助於再去報名國際提案。若能在CCDF中獲得其他提案單位贊助的獎項,可以節省不少金額。有些提案大會會提供飛機與住宿補助,有些提案大會則會提供大會參與費用的補助。

 

韓國與東京的提案大會報名方式都採用線上報名,但是因為韓國除了線上報名,還需要提供簡易企劃書,因此我們在報名仁川提案大會花了不少企劃書翻譯費用。片花剪接的部份因為由導演自己剪接,若要請人協助剪接可能也要花一筆片花剪接費用,不過就先不列入計算,大致上以製片與導演要參與一個國際提案的花費上金額約在三萬~四萬左右。這還不含製片與導演的工作費用,所以如果沒有獲得國際提案的獎項,團隊在資源規劃方面就必須先規劃相關資源。準備國際提案上,建議一定至少要有製片與導演共同參與,否則若是只有一人要處理下述相關工作,其實會是非常大的負擔。

我們雖然於2014年曾以「證詞魔咒(後改成徐自強的練習題)」參與過CCDF提案大會,這兩年間都是在忙於影片製作,並沒有再去檢視提案相關資料,2016年有幸參與CNEX與國藝會的WINDOC工作坊,才又開始檢視影片提案相關資料,也重新再思考Logline、Synopsis, Treatment等內容,但是這其實是參與國際提案團隊應及早準備與討論的內容,現實是國內製作團隊很少花時間討論。我們是再度透過導演工作坊、製片工作坊才逐漸再釐清方向,但是參加完製片工作坊後,我們只有約兩個星期的時間準備仁川與日本提案資料,報名準備過程我個人非常焦慮,最後還是非常匆忙的在朋友鼓勵與協助下勉強完成企劃書與片花製作。

 

台灣紀錄片導演很容易針對台灣觀眾設想影片內容,但是國際提案面對的是國際觀眾,到底台灣的紀錄片要如何與國際觀眾產生連結?這一點通常是台灣導演的盲點,但若有國際連結能力的製片協助,或許就可以透過不一樣的包裝與行銷與國際觀眾產生連結,國際製片是台灣非常需要的人才。

建議​

觀察韓國仁川與日本東京提案大會,這兩個國際提案大會官方組織(中央與地方政府)都投入相當的資源協助。韓國非常努力進行產業整合,並提供高規模的製作資金。日本則是極力開拓國際合製案例,培養日本製作團隊國際製作能力。反觀台灣CCDF雖然是三個國家最早舉辦的提案大會,但是活動幾乎是靠民間財團法人支撐(財團法人蔣見美文教基金會),資源相對匱乏。新北市政府透過感動無所不在活動唯一有進行類似國際提案形式的地方政府,但是在舉辦的企圖是針對台灣導演,並且在提案規劃上仍不及韓國與日本的企圖。台灣公共電視這幾年,也有協助紀錄片創作者參加國際提案大會,例如2016年的亞洲紀錄片提案大會(The Asia Pitch)就是在台灣舉辦。但是台灣電視產業對於國際合製的企圖也不如日本電視產業,因此民間國際合製經驗就不如韓國與日本。CCDF是以華人為主體的提案大會,並且是台灣團隊最容易參與的國際提案大會,未來台灣地區的提案大會如何整合中央與地方政府與影視產業相關資源則是一大挑戰?擔任國際合製啟動角色的公共電視如何創造國際合製機會,培養製片與導演有國際製作能力?讓台灣團隊在製作中就有逐漸學習的機會,讓紀錄片產業人才培養國際視野與方向,而非急就章的報名國際提案,才能在未來逐漸了解如何應對國際影視產業脈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