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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WINDOC AIDC 澳洲國際紀錄片會議 導演參訪記錄 

傅榆導演以拍攝計畫《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參與2017 CCDF(CNEX華人紀錄片提案大會),獲得澳洲國際紀錄片節獎AIDC Award,並在WINDOC的支持下,於3月4日至8日前往澳洲國際紀錄片會議AIDC (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Conference) 參訪。

參訪觀察報告

這次真的很榮幸透過CNEX舉辦的CCDF(CNEX華人紀錄片提案大會),獲得參與AIDC的邀請,以及國藝會WINDOC的支持。雖然因為參與CCDF的提案「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暫定)」已經即將完成,所以決定不參加AIDC的提案大會,但還是因為有機會實地走訪這個活動,而對國際提案會模式有了更多認識。先就AIDC的整體架構與行程安排做簡單的描述,主要就「節目安排」、「提案大會」、「圓桌會議」以及「週邊活動」四項分別說明:

(一)節目安排:

做為一個對AIDC和國際提案會完全陌生的華人參與者,其實一開始對AIDC的節目表是有點一頭霧水的。因為並沒有要實際參與提案,我本來以為AIDC是有一個較具規模的市場展區塊,可以讓片子有機會在國際買家面前露出,例如攤位,但後來會發現其實並沒有這樣的安排。在行程表上面的節目,有分成「marketplace」、「business」、「screening」、「craft」、「impact」、「VR plus」、「events」,我以為每種節目會有不一樣的進行方式,但其實基本上行程表上的節目都是以座談會的方式進行,只是有的節目談的是關於製片類,有的是創作類,有的是關於社會影響等等,VR的節目也是請相關人士進行與談,並沒有可以實際體驗的區塊。會場基本上集中於ACMI(澳洲動態影像美術館)裡面的三層樓四個場地,每個節目大約都是一小時,在節目進行中都可自由進出,所以即使有興趣的節目時間相衝突,仍可就實際參與的感受而選擇是否轉戰其它場地。因為曾經參與過幾屆的CCDF,所以其實會覺得,類似的座談在台灣都已經聽過很多,AIDC安排的節目(尤其有很多節目是針對澳洲電視台為主軸),對我來說並沒有太大的收穫或啓發。例如我印象比較深刻的,只有一位來自美國的剪接師(作品有「美好旅程」等,曾獲艾美獎提名)分享自己的經驗,但其實在CCDF也有機會聽到國際知名剪接師(例如錢孝貞)的分享。當然每位影像工作者的經驗都是珍貴且獨一無二的,但持平而論,純論AIDC的節目安排,並不會讓像我這樣非澳洲本地的影像工作者(尤其是導演)特地前往。

 

(二)提案大會:

這次的大會共有十二組提案參加,有八組澳洲本地的提案,另有四組來自其他國家(柬埔寨、美國、菲律賓、紐西蘭)。參與者的英文都有一定的程度,並沒有任何組別需要英文翻譯,所以對我這個英文程度未達可溝通標準的華語參與者來說,如果要實際參與提案,還是有點吃力的。提案進行方式跟CCDF相似,每位參與者有七分鐘提案,八分鐘與買家進行問答。每組參與者也都先進行簡短的說明就直接播放片花,再進行接下來的闡述。因為沒有參與過其他國家的提案會,所以不確定是不是因為AIDC的屬性,幾乎每組的提案片花都偏美式的說故事方式,大量的音樂和明快的節奏,雖都有好的質感,但並沒有感覺到太多嶄新的題材與說故事方式。提案分為三大主題,音樂藝術類、社會正義類以及其他,我明確地感受到提案的「賣點」大多著重於「名人」或者「為正義發聲」的題材,後者例如「女性」、「黑人」、「原住民」等,而前者例如澳洲的「明星」、「歌手」、「新聞人物」或國際知名的音樂家或藝術家,但如果是澳洲本地的題材,面對國際買家,也同樣會面臨和CCDF中華人提案相似的處境,就是對於華人世界或許熟悉的名人題材,對於國際買家來說可能不一定具有同等重要性,例如澳洲知名的歌手或演員生平,就有國際買家提出「不知道為什麼要看這個人的故事」的疑惑,而社會正義類型的提案,相較於其他國家發生類似的事件,又稍嫌平淡。如果回到我自己的提案「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或許是因為主題是青年的抗爭,與社會正義相關,其中也有社運名人,正好在片花的節奏上也是明快有活力,所以在屬性上與AIDC偏好的提案的確有相似感受,但因為牽涉到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複雜關係,如果在AIDC進行提案,我自己想像起來仍感覺可能有些格格不入,而且效益不大,因為這仍然是一個以澳洲本地為主的提案會,買家當中幾乎有過半都是澳洲或紐西蘭的公共電視台,其他國家電視台占少數如BBC、NHK、ARTE(前三者都有參與CCDF)、法國電視台、荷蘭電視台,影展則只有HOTDOCS。不過值得一提的是,相較於其他國際提案會,AIDC似乎是對系列影片相對友善的提案會,不限於單集紀錄片,所以如果有這方面提案的台灣影像工作者,尤其是跨文化(與澳洲或紐西蘭合作)的提案,或許可以考慮在AIDC尋求資源。

(三)圓桌會議:
AIDC唯一感覺比較有規劃的市場活動,應該就是圓桌會議環節。因為在CCDF的經驗,非提案者的案子,都沒有機會與買家進行交流,而AIDC則是開闢了這樣的機會。因為需要線上先報名劃位,我原本以為參與者有限,應該可能每位參與者有機會讓買家看到自己的案子,但實際參與後,會發現其實這個活動的規劃初衷,旨在讓參與者有機會聽到每位買家的偏好與屬性,如果有強烈的賣片企圖,參與者可與買家進行後續私底下的交流。雖然這的確提供了參與者與買家接觸的機會,但我個人感覺,這樣的活動還是形式大於實質的效益,因為參與者比我想像的多(約可容納二十人),資格也未限定,可能是來自各方的影像工作者或學生,所以買家也對這個活動並沒有太大的重視程度。而我自己的案子因為是已經到收尾階段,這次也沒有製片陪同,所以也不適合未經規劃就四處向各買家進行接觸。不過至少對一些CCDF沒有接觸過的買家,尤其是發行商(例如sideways film、independent lens、autlook),有了初步的認識,後續如果有國際發行的需求,或許多了一些可以參考的機會。

(四)週邊活動:
AIDC的週邊活動很多,例如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在ACMI的咖啡酒吧有不同單位(澳洲各家電視台)贊助的交流活動,只要是參與者都可以在那個時段前往尋求賣片或建立人脈的機會,這次活動還特別有(也可能歷年都有)以女性影像工作者為主的早餐聚會,又或者是與澳洲國家美術館三週年慶合辦的藝術導覽活動,所以AIDC應該可以說是整合了澳洲的國家資源來進行的紀錄片活動。另外,AIDC有活動專屬的APP,會隨時通知參與者正在進行的活動,也整合了所有參與者的資訊,如有需要可私底下利用APP的通訊功能聯繫(雖然好像很少人真的使用),而且在每場座談會的問答階段,參與者可利用APP來進行提問,主持人可幫參與者向與談人提出問題,節省時間讓更多人的問題可被聽見。

整體來說,這次參與AIDC還是一個很新鮮的體驗。畢竟沒有參與過任何其他國際提案會,經過這次的實際走訪才會發現,至少從澳洲的AIDC和台灣的CCDF比較起來,國際提案會的模式是非常相似的,甚至會感覺,CCDF儘管沒有像AIDC那樣整合那麼多的國家資源(至少從國家電視台或其他單位的參與程度和場地上看來),但在整體規模上,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如果不是有需要在AIDC的提案大會上尋求資源,我想以個人意願來說,我會傾向參與CCDF即可。因為華人的提案,似乎還是需要在像CCDF這樣的整體氛圍下,才比較容易讓國際買家對中港台提案有整體脈絡的認識,就像參與了AIDC之後,才對澳洲本地的紀錄片有了比較整體的印象。而且在國際買家的邀請上,CCDF的參與買家其實更全面,尤其在影展上,國際各知名影展除了HOTDOCS外,IDFA、SHEFFIELD、SUNDANCE、LEIPZIG等都有參與,我們的提案在CCDF上露出之後,基本上就有機會跟這些買家進行接觸和後續跟進,所以我個人感覺,華人的提案似乎的確沒有太大的必要在AIDC尋求資源。

最後,這次在AIDC,會發現除了我和RUBY(陳玲珍,CNEX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以外,完全沒有其他的台灣人參與,甚至中國大陸的參與者也只有看到一兩位,因為我個人的英文程度不好,所以其實真的沒有膽量去和其他參與者主動交流,這是最可惜的地方,如果能加強英文溝通能力,我想參與AIDC仍然會是一個很有機會交流或取得後續聯繫甚至資源的場合,畢竟主辦單位開啟了非常多的空間,端看參與者自己的積極程度(雖然行前準備了參與CCDF時就已提供的文字資料與片花,不過如果沒有主動聯繫,也沒有個別的機會交給買家)。但是我也的確感覺,如同在參與過程中RUBY提到,如果台灣的影像工作者沒有出國到外面看看別人的提案會是什麼樣子,就不會知道原來CCDF,其實就已經是把整個國際提案會,搬到台灣來進行了。這並不是想要恭維,而是在參與過後,我的的確確有了這樣的感受。不過,因為沒有參與過其他的國際提案會,我想或許在其他規模更大的例如IDFA或HOTDOCS的提案會,或許會更容易看到更多具有嶄新視野或題材的國際提案,所以如果有機會,我還是會想要去其他國際提案會走訪甚至參與提案。

 

在還沒去過AIDC之前,本來會對自己的提案放到國際上非常沒有自信,但經過了這次的經驗,會發現其實不用對自己的提案過於妄自菲薄。在國際的提案會上,每個提案都需要用非常精準且直接的角度切入,在非常短的時間內讓買家看到案子的重點與吸引人之處,不能過於複雜,這雖然是在CCDF的訓練過程就已經有的體悟,但在看過更多澳洲的提案之後,會發現這的確是放諸國際皆準的守則。我想,如果能夠打磨自己的提案使其更加精煉,並加強自己的英文能力,我並不會覺得沒有自信與其它國際提案競爭,因為在題材上,我感覺因為台灣甚至中國大陸或香港面對的政治處境,比起西方國家來得衝突矛盾許多,這對紀錄片來說,是非常難得的環境,相較起來,澳洲的提案大多非常的平和,少有苦難與戲劇性。我想身為台灣的紀錄片工作者,既然我們必須面對這樣矛盾的處境,把這些紀錄下來,用自己的角度,透過更好的說故事方式,讓更多其他國家的人能看到,這也是我們能改變自己處境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