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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飆一夢》製片賴珍琳觀察報告
仁川和東京提案會簡述

仁川:

多為偏向獨立製片電影類型的提案,但也有部分提案的有濃厚的電視敘事色彩。韓國現在也像台灣一樣,舉辦具有特色的「國際影展」,除了最大的釜山影展之外、還有DMZ影展、全州電影節、女性影展...等等。這些影展都有代表、以及所有與電影相關的單位,都有代表來Docs Port  Incheon,感受到他們凝聚力很強。不同於劇情片產業的強勢,韓國紀錄片提案團隊感覺都比較單打獨鬥、獨立性格高,但又有流暢豐富的影像能力,唯議題掌握能力的水平比較不整齊。

 

東京:

「主題清晰的電視紀錄片」是其主流類型。Color of Asia 2014與2015的徵案主題是:「奮鬥的女性—她們的夢想(Women in Struggle — Paving the way for the future)」。2016與明年2017的主題則是:「孩子,掌握未來!(Children,Seize the Future!)」。如此可為日本的獨立製作公司,創造更多國際合資的經驗與能力。這一集二十五分鐘的節目,須製作日語字幕的NHK版,與英語字幕的國際版,一共兩種版本。NHK版由NHK以「先期購買pre-buy」的合作模式採購,版權是NHK的;國際版的版權則是由當年度參與此計畫的所有亞洲與日本製作公司,共同擁有。特殊之處在於,NHK是以高於一般「先期購買pre-buy」三倍價格,採購這些影片,因此,亞洲導演們可以將這筆金額,當成發展影片的第一桶金。若同一題材未來要發展成長片,只要影像素材的重覆性不高、故事線與主角不同,片名也更改的前提下,就沒有法律問題。

 

    仁川提案大會對於本國人才的培育,著眼於導演人才的養成,也就是讓韓國導演的提案被國際市場接受;然而東京提案大會,讓我感受到日本人「製作力的展現」,他們對於國際化的想像,已經到了是以培養日本獨立製片公司的國際合資能力為目標了。其實,在國際提案大會上,以組織故事的方式而言,我覺得,「議題清晰的電視風格紀錄片」比「作者導向的電影風格紀錄片」,更容易得到國際評委的青睞;然而,在影像風格上,幾乎所有評審都喜歡有「電影視覺語言」的案子。

 

    今年Tokyo Docs與往年最大不同之處,在於獎金特別豐厚,共有四個「Excellent Pitch Award」,獎金從50萬日圓到30萬日圓獎金不等,第一名的Excellent Pitch Award可以去IDFA。最後宣布兩個大獎「Best Pitch Award」與「Best Asia Pitch Award」,各自得到100萬日圓獎金,引起現場一片驚呼。

處境化(Contextualization)的挑戰:

印象深刻的是,Nick Fraser(前BBC4「故事村」委製評審)經常對提案者提出一個建議:You have to contextualize it. 必須把事件/現象背後的社會狀態,以最清晰簡單的方式快速介紹。讓人明白,主角會有這樣的難題與或是這種反應,是什麼樣的社會文化環境所造成的?這些背景介紹又不能過於冗長,喧賓奪主遮蔽了主要人物故事。是主創方的一項挑戰。

 

亞洲作為一種方法,西方觀點作為一種介面:

 

    雖然《狂飆一夢》入選了WINDOC專案,其任務就是讓影片能具備被國際市場(主要是指西方)接受的潛力。但在今年五月導演工作坊與七月製片工作坊中,我們的感想卻是,西方觀眾或許對於《狂飆》所探討的議題:「台灣在邁入民主化過程中,草根運動者所付出的犧牲」感到興趣,但是我們依然得到來自台灣、中國的講師們的熱烈回饋;同時也有講師提醒,日本與韓國與台灣的文化與歷史進程較為接近,我們的題材他們或許會比較有興趣。(之後,導演廖建華的上部作品《末代叛亂犯》傳來入選DMZ影展消息,更加深我們的想法:《狂飆》核心的國際觀眾可能會是在東北亞。)

 

    然而,當我經歷過仁川與東京提案大會之後,卻又有不同想法。的確,亞洲國家之間,受到近代歷史的影響,有許多社會與政治發展的共通性,比較容易理解。但是,對於新世代的觀眾而言,他們對於自己國家的歷史都感到陌生了,更何況是臨近國家的歷史。因此,我獲得一項領悟:要把年輕的台灣觀眾某種程度當成西方觀眾一樣對待,我們還是必須建立更多的資訊介面,才能讓他們容易理解故事。

 

    此外,我還感受到,亞洲的電視台對於紀錄片的判斷,會著重社會關懷與教化;歐洲的紀錄片觀眾已經相當成熟,並且比較會做批判性思考,因此不會單純只從一個有趣或熱鬧的現象中得到的滿足,他們需要更深度的分析反思。

未入選仁川及東京提案會的省思:

一個提案若沒有好的英文片名,絕對不可能受到國際青睞;然而,找不到適當英文片名的原因,不是在於英文好不好,而是始終沒有以西方世界的角度,用最直接清晰的方式,來思考、介紹案子。英文片名絕對「不應只是」中文片名的翻譯。好的中文片名要有意境,但是好的英文片名一定是一語道破重點,這正是兩種語言文化本質上的不同。這件事是我作為製片人卻沒有讓《狂飆》能夠入選今年仁川與東京提案大會,反省後的心得。因為,當我單獨面對一位外國顧問,需要在五分鐘內介紹完自己案子的時候,第一個引起對方反應的關鍵,就是案子的名稱,若第一句話對方就不想聽下去,後面最多也是禮貌性的敷衍。所以,英文片名,就是比Logline還要更畫龍點睛的短句,是影片題旨的直接指涉或最佳譬喻。

台灣缺的是製作人才:

在這兩個國家的提案大會,我們認識了不少東南亞、南亞甚至中亞國家(如印尼、緬甸、菲律賓、越南、寮國、印度、孟加拉、不丹、阿富汗、尼泊爾)秀異而傑出的獨立導演,他們在語言能力、影像能力上都已具備嫻熟的表達能力,擅長以人物故事引出國家與社會的狀態,並且很年輕就已經有國際合製、國際交流經驗。而且這些影人大多數已經與「兼具國際視野、以及在地事務理解力」的製片合作了。或許也是這些製作人為他們帶來更多國際機會與更高遠視野。

 

    我認為,台灣導演的能力與熱情,並不遜於日韓與其他亞洲國家的影人,但有心累積紀錄片製作人專業的人才比較少,更不用說具備國際經驗與視野了。我指的是能有決策能力與資源的監製(Executive producer)與製作人(producer),不僅是執行製片(line producer)。這種情況下,許多大型跨國紀錄片計畫,若需拍攝台灣題材,都會是由新加坡、日本、中國公司承接案子,只將台灣部分外包給台灣影視工作者,也是一種「代工宿命」。

 

    唯有製作人,才能扮演「凝聚產業力量、創造工作新機會」的角色。很感謝WINDOC計畫的培訓,我也期待自己一步步,具備這些能力,成為台灣影人的重要合作夥伴,甚至未來還可以與日韓與其他亞洲國家的影像團隊合作,成為真正的國際化製片。

 
《狂飆一夢》導演廖建華觀察報告
獨立製片的機會與可能性:國際提案與合製的初略思考:

我的上一部作品《末代叛亂犯》,除了未有院線上映與發行外,算是有了一次電影製作流程的完整經驗,對我而言,是極為幸運的一次,但我不禁思考下一部片還如何能有這麼多幸運,假如未來我仍舊渴望藉由拍片來創作,需要有哪些個人的成長,與團隊合作經驗的學習,又需要怎樣的資源。

 

    所以新片田調的前期,便萌生與專業製片合作的想法,並一起申請了國藝會和CNEX合辦的導演與製片培訓計畫,十一月與《徐自強的練習題》的製片、導演,一同前往仁川與東京提案大會觀摩,希望能看到獨立製片的其他可能。

 

    在本文,我將從獨立創作者的角度,先整理幾個當初在拍攝《末代叛亂犯》時,讓我感受到侷限與力有未逮的狀況,這也許也會是和我一樣剛開始想嘗試拍片的獨立製片者,可能遇到的問題。接著,我將進一步分享我在兩個提案大會,所觀察到或試圖理解,如何為作品創造不同可能性的思考。

為何需要製片或合製

 以下是我經過半年工作坊培訓,以自身經驗去理解為何自己需要製片或合製的想法。

 

    首先是拍攝內容的討論,開始拍攝一部紀錄片可能有很多原因,往往想藉由影音和敘事,傳達很多的訊息,但最核心想表達的是什麼,想說的故事是什麼,怎麼說這個故事,相較既有的同類型影片哪裏不一樣,成品是否或如何和上述幾點,有落差不大的呈現。一部片的完成可能是兩三年,對我而言,創作是面對自我的探究與需要,不可能不搞清楚知道這些提問,工作坊便是不斷練習的過程,製片亦能幫助導演提出這些問題,畢竟面對潛在的投資者與合作者,也要能言簡意賅地傳遞給對方。

 

    再者,影片完成後有許多播映方式與可能觀眾,如能與對此有一定程度瞭解與實務經驗的製片討論,進行規劃,便能減少一些機會的錯失,並讓影片有更多交流的可能。以影展來說,如何在不同性質取向的影展中規劃參展,因為並非所有片子都要前往三大影展,甚至有些題材適合製作成半小時或一小時的電視紀錄片,但電視台也會因為所屬的國家與觀眾性質不同,有不同的需求。此外,不論議題取向或藝術取向,區分本國觀眾與外國觀眾也十分重要。這些都沒有好壞之別,對我比較是選擇問題,也許可能兼容,或剪出不同版本以供需求,但也同時增加成本。

 

    最後是資金問題,常見的來源為國家補助、電視台合製、大眾募資、私人贊助、委託製作,但對當初剛開始拍片的我,對上述兩點皆無法表達與規劃的很好,所以皆未成功地申請國家補助,而是藉由大眾募資與私人贊助完成,但往後的每部片,並非都能如此幸運地依循這個途徑。紀錄片基本上不會有什麼利潤,頂多是工錢,我之所以考慮資金的多重來源,是希望自己能不只拍一部片,就沒有後續,而這就不只是資金的問題,在工作坊、提案大會、影展派對,都可能碰到潛在的資源,提供拍下一部片的機會。

仁川提案大會

 仁川提案大會分成Korea-Pitch和Asian-Pitch兩個單元,前者顧名思義,是專給韓國影人,今年挑選了八個提案,有相當程度保護本國影人的意味,後者則給其他亞洲影人,共挑選了十個提案,黃惠偵導演的《我和我的T媽媽》與廖克發導演的《不即不離》都曾分別於2014和2015年在Asian-Pitch提案。

 

    正式提案外,有一個Rough Cut Sales的單元,挑選了五部完成初剪的韓國紀錄片,播映十分鐘版本,已非提案片花的長度,導演不需上台說明,現場有興趣合作者可私下洽談,五部影片皆是過去的提案。更特別的是,所有提案結束後所頒發的獎項,有些並不給予獎金,而是許多後期技術如混音、調光,甚至是行銷、影院放映等項目,也就是說,大會獎項不單是獎金,也有促進外國影人與本國產業交流的企圖。

 

    東京提案大會也許因為NHK風格的原因,片花的風格都更接近電視紀錄片的需求,諸如全知的旁白、易於外國觀眾理解的剪接敘事、快速吸引目光的題材等等,仁川提案大會則較無這樣的元素存在。但出國觀摩前,我即對於在已開發國家的韓國與日本,相較於中國等開發中國家,影人們都拍攝怎樣的題材。

 

    《A War of Memories》和《Optigraph》都屬於歷史題材,之所以拍攝的原因都是家族長輩是其中的當事者,片花中除了事件的講述,亦有更多被攝者與拍攝者狀態的畫面,另外有三個提案可被歸在罕見疾病與家庭暴力的類別。但以上這些類別,通常需要清楚呈現出和過去相似題材紀錄片,有何不同。像《My Daughter’s Toe Walking》即是由導演作為母親的腳色,拍攝五歲女兒為何先天用腳趾走路的心路歷程。

 

    《The Con Artists》則是一部講述駭客可能入侵2012年韓國總統大選的調查式紀錄片,片花剪輯的手法也十分美式,能迅速引起注目,也讓同行影人們不約而同地聯想到2004年,台灣總統大選的兩顆子彈事件,相較之下更曲折離奇,但此類型紀錄片因為涉及調查風格與科技元素,在台灣極為少見。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Little Girl Blue》,此片講述一位智力不足,只有二級的女孩(約六歲程度),希望可以成為知名吉他表演者的故事。觀看片花的當下,不只是觀看主角如何學習吉他困難的心路歷程,而是主角因無法打破和世界的隔閡,產生了許多情緒的波折與挫敗,令我好奇主角所感知與認知的世界,到底和智力正常的人們有何不同,又是否能帶給我們更顛覆性的觀點。

  

    仁川提案大會多數的組別,都至少有一人使用英文報告。每組片花的製作皆有一定水準,影像的品質與運鏡皆不馬虎,有些項目甚至不是第一次提案,雖然未更深入了解每組是否都經過提案訓練,抑或有何產業或政策的支持,但身為外國人,對多數提案的影片都是有興趣的,並不會因為不諳韓國政經文化而難以進入。

東京提案大會

東京提案大會是由日本ATP(ASSOCIATION OF ALL JAPAN TV PROGRAM PRODUCTION MOPANIES),也就是日本大大小小的製作公司合力舉辦,其特殊之處在於,希望能促進日本的製片公司與亞洲不同地方的影人合作,也就是說,有別於國家單位的策劃,是由製作公司群自發舉辦,跨國交流的主體不是影人,而是日本的製作公司群。

 

    東京提案大會主要分成正式提案(Pitching Section)與彩虹亞洲提案(Project Pitching for Colors of Asia),後者是從前者分出來,每部成品約25分鐘,專給非日本國籍的亞洲影人和日本電視紀錄片製作公司合作,所以提案當下的發問人,都是製作公司的代表,這也是本次觀摩最令同行影人們驚豔的計畫。

 

    彩虹亞洲提案最後的成品會在NHK播出,但特別的是,扮演共同製作的並非NHK,而是日本其他製作公司,但資金卻由NHK以預購播映權五年的方式出資,亦即NHK並無成品的版權,更特別的是,拍攝的導演能享有在其國家屬於片子的任何版權,並同時擁有同期入選的其他國家導演成品的版權。

 

    提案大會的第一場論壇,即邀請2016完成的四部作品的日本製片與外國導演進行對談。開場不久,其中一位製片便提到,國際合拍的原因,是因為可以拍攝到日本製作公司拍不到的內容,一般海外拍片只有二到二十天,其中一半的時間必須要尋覓適合的主人翁,但如果有在地的合作導演,效率更高,也因為是在地,溝通相較之下也會順暢,但雙方實際的合作狀況也令人好奇。

 

    《Beyond the waves -Bangladeshi Surf Girls-》是一部講述一位孟加拉女性面對鍾愛的衝浪,和丈夫所帶來的困境的故事,雙方的聯繫一開始以郵件,後來用Skype網路開會接近二十次,拍攝過程製片皆未到現場。導演之前都是獨自完成一部作品,也是第一次與製片合作。導演說,起初有點擔心,也有壓力,因為日本製作團隊很嚴格,但第一次與製片見面,覺得製片能靈活應對,對其想法也尊重,目標皆是希望拍出好故事與做出好作品,給予導演很大的自由,過程也會一直問導演怎麼想,通常也是拍攝完直接向製片匯報。製片特別提到,因為自己也當過導演,跟很多製片合作過,所以盡量避免導演不喜歡的方式。

 

    在作品剪接的合作上,導演說不會因為這是他的作品,就不聽別人的意見。影片會剪出四五個版本,製片會依哪邊不好,或主題不明確而給意見。最後確定了一個小時的版本後,邀請在洛杉磯的同事看過一遍,以導演角度而非製片角度問了各種問題,接續把許多鏡頭縮成一個,在方向與思想沒有改變下,縮成25分鐘。

 

    至於拍攝進度上遇到的困難,導演認為是日本人比較心急,以此片來說,因為需要跟主要的丈夫和婆婆搞好關係,便等了一個月,與原訂的時程有所出入。我想導演會特別提出此點,是因為現場製片被問到未來可以改善的一點,或多或少都十分希望外國導演可以準時交出素材。此外,導演特別提到,在孟加拉國的紀錄片,就是一直說話,沒有故事起伏,但年輕一代不只是想這樣,而是懂得可以有不同手法講述,比如說如何以主人翁為中心,去講述周圍環境,並考慮幾個元素,加上社會等的元素綜合考慮。雖然我並不了解孟加拉國的紀錄片拍攝環境,但顯然這樣的合作,對導演產生不少衝擊,尤其片中的主角是孟加拉第一位女性衝浪者,也自然意義非凡。

 
《徐自強的練習題》製片蔡崇隆觀察報告

  連續參加仁川東京兩個國際提案會,很像參加一個提案戰鬥營,雖然是觀摩,但行程和提案者幾乎是一樣的,每天過著趕場和嗑咖啡的生活,雖然辛苦,收穫也不少。那種疲累但還算充實的感覺,只有多年前擔任金馬獎評審時的馬拉松看片會可以比擬。

   

    我參加過CNEX舉辦的北京工作坊和CCDF,這是第一次參與亞洲其他國家辦的提案會,感覺韓國很有效率,A-Pitch具有亞洲視野,K-Pitch鼓勵了韓國的紀錄片工作者。日本的議程安排相當密集,年度提案會競爭激烈,日本提案者占多數,但題材不限於本土,例如奪得最佳提案獎的“I‘m CODA”,就是一個美國聽障家庭的二代故事。

 

    即將邁入第三屆的”Colors of Asia”,是NHK預購播映權,日本製片搭配亞洲各國導演進行國際合拍的嘗試,既為NHK延伸了亞洲節目觸角,加強日本製片公司的跨國製作經驗,間接也培養了亞洲各國導演的國際合製能力,可謂各取所需,互謀其利。

 

    兩地提案會各有所長,也與台灣CCDF以華人為主(東京提案會主辦方不諱言曾以CCDF為師),在亞洲形成不同的市場區隔。不過很明顯的,韓國提案會有政府及各地電影基金會的有力後援,而日本提案會則有超級媒體NHK的後盾,加上整合全國主要製作公司的聯盟ATP共同合作,就能展現一定的實力,吸引各國Commission Editors及優秀提案投入。台灣提案會如果要再向前邁進,文化部應該要考慮重新分配目前以國內提案為主的電影輔導金及紀錄片補助資源,汲取CCDF的開創經驗,結合台灣公廣集團及民間製作公司資源,成立一個國家級的提案平台,定期舉辦國際提案會的同時,也可以制度性地設立台灣Pitching 單元,讓台灣紀錄片工作者得到更多的磨煉機會,開拓國際視野。

 

    韓國目前強大的電影產業,也帶動了原本在地的紀錄片題材國際化,透過編導的獨特觀點及優秀的製作能力,我在Rough Cut Sales單元看到描述韓國小眾龐克團體如何挑戰保守政治體制的“Bamseom Pirates Seoul Inferno”,以及從年輕導演拍攝自己中產家庭而衍生出的韓國政經發展省思”Family in the Bubble”,都是既有批判力道,又有影像厚度的作品。

 

    日本紀錄片提案會的前身是日本電視論壇,加上NHK發展數十年的紀錄片模式,不可避免地影響著提案者的思考,所以我感覺日本提案會的題材與格局,多半傾向迎合電視紀錄片的觀眾需求。許多歐洲的編審也是出身電視紀錄片的脈絡,所以對導演的要求差距不大,但歐美電視觀眾的開放性通常高過日本觀眾,因此在東京提案會入選的案子題材還不至於太保守。基本上這沒什麼對錯,只是各國不同影視文化對提案會必然帶來的影響,建議台灣提案者準備出國參賽前,也要看到這樣的差異,才不會搞不清楚評審們的關注重點。同時應附帶一提的是,NHK資深製作人不斷強調,在國際合拍的潮流下,其實NHK也在努力學習,希望未來能發展出融合亞洲文化及日本特色的新紀錄片文化。

 

    反觀台灣公共電視,限於資源不足及主事者的視野問題,在國內紀錄片人才的培力上近年來偏向消極,國際合作方面,則多半是透過購片,或聘任歐美知名導演來拍攝在地題材,實質影響力與日韓媒體無法比擬。未來如能更深度參與國際提案平台的建構,有計劃的培養年輕導演的提案能力;或規劃適當主題,邀請台灣製片人和東南亞導演合作,發展出類似Colors of Asia的國際合作關係,才能強化公視的體質,並協助提升台灣紀錄片的國際競爭力。

在仁川提案會和東京提案會中,除了參與開會,我們也實地採訪兩方的主辦人員,了解其整體的運作及未來發展的方向。還有就是利用空檔交朋友,及介紹團隊目前的作品。

 

    我與紀岳君導演一向關心獨立媒體與獨立製片的發展,所以特別訪問了韓國獨立影片影像協會( The Association of Korea independent film and video,KIFV)執行長高英在,希望從他的組織經驗中學到一些可在台灣發展的概念,他畫了很清楚的架構圖給我們。而紀導的“徐自強的練習題”,目前已完成針對台灣觀眾的版本,但這個在地司法人權的題材,如何能吸引國際觀眾的眼光,也是此行請教國外編審及製片人的重點。日本製片認為冤獄題材各國都有,除非能找到徐案中具有普世價值的人性情節,不然較難跨出國界。德國資深製片人Antjed對人權議題一向關注,她願意和同事在看過全片之後,再對我們提出具體建議。另外,我們也有機會和因“Prison Circle”入選提案會的日本導演坂上香多次交流,希望未來可以邀請她的作品來參加台灣的”殺人影展“。

 

    我自己目前在台灣推動反空污議題的“脫口罩,找藍天“影像行動計劃,剛好在參加日本製作公司介紹會時,聽到Temjin公司的過去作品也關切PM2.5問題,所以主動向社長鐘川崇仁介紹我們片花,沒想到他感興趣的是我們這群17-54歲的導演組合,考慮派Asia Insight(NHK節目)團隊來台採訪。另外,東京國際環境映像祭策展人宇津留理子也來現場,因我之前的作品“油症:與毒共存”曾入選該影展,她邀請我把找藍天計劃的短片寄幾部給她預看。還有,東京提案會執委之一的山形影展策展人藤岡朝子,正好我去年參展(“太陽不遠”)時有認識,就順便問了這批短片有無可能參展,她也建議我直接去報名(因為她今年已卸任)。我和太太阮金紅的作品“失婚記”及“再見 可愛陌生人”,也和徐案一樣,印了酷卡來現場發送,“Beyond the Waves”的日本製片菅野誠和Temjin社長都有興趣進一步了解內容,所以打算回台後再寄樣片給他們看。

 

    這次另一大收穫,是認識了多位中國和東南亞的製片或導演,例如香港的廖茗(Doc-China)、中國的杜海(江南棄兒),還有資深印度導演Supriyo Sen,不丹導演、緬甸導演、尼泊爾導演Kharel(目前在東京大學念博士)、越南導演Hung Thanh Dao(Colors of Asia 2017),他們多半對我們的作品感興趣,互相交流很多拍攝經驗。我有邀請他們其中幾位來參加台灣的國際紀錄片影展,也希望未來有機會能促成公視和這些優秀的東南亞導演合作,開啟台灣自己的國際合拍之路。

後記:國際提案內容與形式的思考

我個人過去是記者出身,因緣際會踏入紀錄片領域,不像有些導演從小就立志拍電影或當導演。我透過紀錄片工作來理解這個社會與世界,也經由紀錄片創作來表達我的世界觀與終極關懷,經常在思考的是,我的作品到底對我生存的社會有什麼樣的聯結與意義。

 

    開始接觸國際紀錄片提案會至今,有時會覺得某些片子的題材與拍法貌似本土,但實際上是為了迎合西方觀眾品味,縱使可以在提案會展露頭角拿到可觀資金,但最後的作品其實與自己的國家社會沒有太大的關聯。今年在日韓一樣可以看到類似的例子,比較偏向於西方人會有興趣的奇人異事或文化奇觀,基本上很容易入選,但還好評審們似乎也存在了一些政治正確的考量,所以例如Prison Circle(日本司法人權)、A Bike Bookmobile in Bamiyan(阿富汗教育人權)等故事性顯然較弱的題材,也能夠在東京提案會入選。而能夠兼顧議題及人物故事的提案如I’m a CODA(美國聽障父母之女的成長歷程),最能夠獲得評審們青睞。這也許是未來台灣提案導演可以參考的方向之一(但對日本來說這是一個外國故事)。

 

    除了內容的選擇,提案的形式或技巧當然也是關鍵。既然英文是提案會的主要語言,片名與Logline(兩行內說出影片核心價值)的設計不容忽視,而故事大綱與提案敘述,必須很清楚地說出導演觀點、故事主軸與影片重點,然後以簡明的英文翻譯出來。這些應該都是台灣提案者比較弱的部分,尤其是,如果導演自己都還沒辦法決定影片的觀點及敘事線,英文翻譯的部分就不可能為提案加分。

 

    文字之外,片花的重要性已經人盡皆知,如何在三到五分鐘的片花裡面,把主角的特色、故事的重點及影像的魅力發揮出來,基本上是決勝的關鍵。在韓國的K-Pitch中,韓國導演幾乎在片花前後都只講了一點重要的資訊或背景,然後就開始評審提問,所以,如果片花不夠強,大概也很難在有限的評審提問時間中解釋清楚。

 

    仁川提案會Rough Cut Sales的片花(約8分鐘)展示中,可以看到各組剪接師的剪接實力,幾乎可以想像未來作品的樣貌,其中印度題材的Singing With Angry Bird,我看了兩次,在結尾時都忍不住流下眼淚。

 

    當然,我們都知道,通常片花不等於正片,而且越好看的片花,越容易讓我們對後來的正片失望。但是在提案性質的國際競賽中,片花仍然是最能讓評審判斷製作團隊實力的主要依據。

 

    除了文字介紹、片花之外,再來當然就是提案者的臨場表現。台灣提案者有可能因為英文能力較差而對國際提案會打退堂鼓。我過去在國外留學時間較短,所以聽說讀寫部分,讀寫較好,聽說能力較弱,但在亞洲提案會中,國際評審不見得會用太難的英文提問,尤其一般對話更容易確認對方的意思。如果想用英文提報,就事先準備好講稿(反正也只能講重點),如果用本國語言提報,就早點把稿子給大會口譯人員,他們就會盡量把你的意思翻譯給評審了解(在東京提案會中,現場甚至還有中文口譯)。至於和日韓及東南亞導演交流,他們的英文程度,基本上和台灣人也不會相去太遠。

 

    以上只是在強調,磨煉英文當然重要,但也不需要把這項當做是成敗關鍵,個人認為,作品的題材,有趣的觀點及強有力的片花(當然好的英文翻譯文字不可少),才是國際提案會的制勝王道。德國的資深製作人Antje Boehmert說的很白,他們這些國際評審每次都要看一堆片子,接見一堆各國導演,根本很難記得誰是誰,所以提案者不需費神自我介紹或拼命發名片,而應專注在自己的提案說明(最好A4紙不要超過4頁),設法直接用故事及影片來打動他們比較重要。

 

    總結來說,參與國際提案會是磨練自己,爭取國際資金的重要管道,但還是要記得拍紀錄片的初衷,是為了提案而找錢,而不是為了找錢而提案。先發掘自己真心關切的題材,思考如何讓自己的片子對拍攝的對象與我們身處的社會產生意義及聯結,進而從中提煉具有普世價值及共通人性關懷的元素,那麼就能做出一個對本土與國際觀眾都有吸引力的作品。也許可遇不可求,但在拍片資源較為窘迫的台灣,總是一條可以開闢的道路。

 
《徐自強的練習題》導演紀岳君導演觀察報告
韓國仁川提案大會Docs Port Incheon

 Docs Port Incheon由Korea Pitch、Asia Pitch與Rough Cut Sale與Biz Talk的活動所組成。主辦單位是仁川電影委員會(Incheon Film Commision, 簡稱IFC),資金上主要受仁川市政府與SJM Cultural Foundation的支持。IFC成立於2006年,本屬於仁川藝術與文化基金會(Incheon Foundation for Arts and Culture)的一個部門。2013年獨立成為一個非營利組織,持續替當地影視工作者整合國內與國外資源,並積極創造國際合製的機會。

  根據韓國電影委員會(Korea Film Commission & Industry Network,簡稱:KFCIN)的資料指出,類似仁川電影委員會的地區型電影組織在韓國一共有10個。這些區域型電影委員會的目標都是同樣的。在KFCIN的官網上也可以看到韓國已經把如何在韓國拍片的相關資訊整理成中文與英文,協助團隊進行基本資訊的蒐集,並且還有相關規範與參考案例等資訊。並且在官網上,也有韓國近期電影的資訊,票房與製作技術人才的資料庫。

 

    先提到KFCIN是因大會中採訪搜尋韓國影人資料,通常會被導引到KFCIN的主要網站「KoBiz」,這對於我們認識韓國影人有非常大的幫助。2016年仁川紀錄片提案大會(第三屆)是從2014年開始舉辦,主辦單位除了準備今年的提案手冊,也相當細心的製作一本2014~2016年參加過提案的影片資料。

 

    仁川提案大會的獎項除了獎金外,還有後期製作“Post-Production”,英文字幕翻譯與製作“English Subtitle Translation $ Captioning”、行銷設計協助“Promotion Design Support”、全套聲音設計協助“Full Package Sound Design Support”、戲院映演協助“Theatrical Release Support”。從獎項的設計上看到,韓國正在積極整合產業上下游,其中MediaAct是非常特別的一個組織,這個組織成立於2002年,當時是由韓國獨立影片影像協會KIFV(The Association of Korean Independent Film & Video)的努力下成立,成立初期有受到政府的補助,但是根據MediaAct現今成員Yongsoo Pyo指出,2010年後政府就不再提供相關補助。

 

    韓國的影視產業雖然有官方單位在進行整合,但是不免偏向商業觀光景點的宣傳,而在韓國獨立紀錄片圈中,韓國獨立影片影像協會( The Association of Korea independent film and video,KIFV)仍扮演一個重要的地位。

 

    目前KIFV的理事長是高英在(Goh Young-Jae)先生,他早期也曾在MediaAct工作,2009年他所製作的「Old Partner」紀錄片的成功獲得不少版權資金,他於2008年成立「IndiePlug」公司,開始介入製作、發行與通路,並且跨入建置網路影像收費平台。他一方面思考商業機制,但是也透過KIFV也協助韓國獨立紀錄片產業,MediaAct、IndieSpace、Seoul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 (SIFF)早期也都是KIFV的底下組成團體,KIFV目前仍有280個會員。高英在特別指出目前KIFV與mediaACT、IndieSpace等組織這幾年已經發展成平行關係,但KIFV仍在運作首爾獨立影片影展(SIFF),有別於較商業化的釜山影展,SIFF則提供韓國獨立影片製作者一個非商業化的映演平台。

 

    有著韓國紀錄片教父美譽的金東元(Kim Dong-won)導演說到,他以前曾經訪問過美國獨立紀錄片協會(Independent Television Service ,簡稱ITVS),被美國紀錄片協會的組織運作所激勵,但是這幾年觀察下來,他自豪的認為韓國是目前世界上獨立紀錄片組織運作狀況最好的國家,韓國影像工作者其實也在找尋找商業與獨立製片的平衡點,但是不論商業與獨立影片,他們都在思考如何整合國際資源。

 

    今年大會上看見於2015年提案,並獲得後期製作獎項的影片:Family in Bubble,導演是非常年輕的Ma Min-Ji。今年影片已進入Rough Cut Sales階段,Rough Cut Sales是讓提案者播放較完整的影片,提案者可以簡單描述影片進度,也可以不用多做說明,現場沒有QA時段,若有單位想要聯絡,則是各自獨立安排時段聯繫。

日本東京提案大會Tokyo Docs 

    Tokyo Docs是在2011年日本遭逢福島核災之後才開始形成的提案大會,今年已經邁入第六屆。活動以「Tokyo TV Forum (TTVF)」與「Association of All Japan TV Program Production Companies(ATP)」兩個組織為主運作團體,TokyoDoc剛開始前兩年是以「Tokyo TV Forum,(TTVF)」為名,從早期活動名稱就可以看出本來其實是設計給電視產業的平台。2013年之後才更名為Tokyo Docs。ATP是日本最大的電視製作組織聯盟,集合全日本119個製作單位,當天現場也有一本專刊介紹ATP組織中的相關團體與作品。

    2016年TokyoDoc舉辦四日。第一天主要介紹這兩年TokyoDoc積極推動的合製計畫「Color of Asia」,並先舉辦通過今年「Color of Asia」評選的八個提案。第二天與第三天則讓入選的二十個計畫進行提案,最後一天則是放映2015年通過「Color of Asia」徵案的三部短片。

 

     「Color of Asia」是Tokyo Docs 2015年開始策劃的單元,想法始於2014年吉隆坡的Asia Side of Docs,那時許多亞洲影視工作者都想要進行跨國合製的計畫,後來這個概念就逐漸在最積極推動的日本成形。日本電視台非常希望能夠更深入了解其他亞洲國家的狀況,因此TokyoDocs也開始推動相關合製平台。

 

     「Color of Asia」合製資金主由日本NHK提供約180萬新台幣,製作完成後給付,影片長度約25分鐘,希望能徵選四部影片。NHK只會買下影片於日本的播映版權,主要在NHK BS1或NHK World頻道播映。提案者還能保有在自己國家或是去其他國家的相關權利。TokyoDoc理事長天城韌彥(Yukihiko Amagi)說,以往日本電視台對於版權規範比較保守,但是「Color of Asia」正在突破過往的保守規範,嘗試尋找日本與亞洲的新關連。

 

     Tokyo Docs今年從101個提案中選出20個參與正式提案(最後有一組放棄提案,因此共為19組)。另外選出10組提案資料列印在大會手冊上,雖然不能參與正式提案,但是也能參與一對一會議,安排與決策者(Desicion Maker)見面的時間。

 

    觀察Tokyo Docs,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日本的民間製作單位實力與經驗都非常好,提案的導演與製片都有相對優於台灣紀錄片的資源,獨立紀錄片創作者也有參與空間,雖然沒有像仁川提案大會特別給予亞洲專屬提案時段,但是透過「Color of Asia」單元也展現日本電視製作單位想與亞洲緊密相連的企圖,這都是台灣產業環境下相對比較缺乏的合作模式。